10刺復第十

朝廷未能治理好國家是因為缺乏賢才，還是因為執政者本人蔽賢妒能、堵塞言路。

第一回合：無為而治的歷史典範與因時施政

【賢良代表】曹參：治國大計，首在清靜無為，讓百姓休養生息。當年朕相齊國，後繼蕭何為漢相，皆是不改既定法度，終日飲酒、無所請事。這絕非尸位素餐，而是深知天下初定，官府少一分折騰，民間便多一分生機。

「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史記·曹相國世家》

當君主與大臣做到「上無為」，底層的百姓自然能「下有為」，這才是國家富庶、天下大治的根本。

【大夫代表】諸葛亮：曹相國所言之「無為」，乃是建立在漢初天下大定、法令已明的特殊背景下。若身處亂世或面臨內憂外患，國家財政困窘、邊防危急，為政者若仍高談清靜、日飲醇酒，便是對社稷的不負責任。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出師表》

當體制面臨危機，朝廷公卿必須「寢而忘寐，飢而忘食」，政事無鉅細皆親覽。面對鹽鐵財政與邊防的重擔，事必躬親是求生存的唯一選擇，豈能用無為來掩飾怠惰？

第二回合：中央計劃的知識極限與分散決策

【賢良代表】海耶克（Friedrich Hayek）：諸葛亮大人雖然精神可嘉，但你試圖用個人的夙夜憂歎去代替千百萬市場個體的自主決策，這在經濟學上注定會走向失敗。中央計劃者永遠無法掌握社會中分散在各處的具體知識，強行干預只會製造混亂。

「我們之所以需要經濟自由，正是因為知識是分散在所有個體之中的。沒有任何一個中央計劃者，能夠完全掌握有關時間與地點的具體環境知識，並以此做出理性的經濟決策。」——《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

朝廷設立鹽鐵官、平準官，試圖由少數官僚去規定天下的物價與物資流向，這是一種「致命的自負」。官府收權的結果，只是窒息了自發秩序的活力。

【大夫代表】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海耶克先生，你所崇拜的「自發秩序」，在面對系統性市場失靈與危機時，往往只會帶來漫長的痛苦與毀滅。政府如果在這個時候選擇無為、等待市場自然恢復，無異於在風暴中放棄掌舵。

「這種長期是對當前事務的誤導。在長期中，我們都死了。如果經濟學家只能在混亂的季節告訴世人，當風暴過去後海面會恢復平靜，那這項任務就顯得太空洞、太無用了。」——《貨幣改革論》

政治家與經濟學家不能長期自欺。當國家面臨匈奴外患與財政崩潰時，政府必須果斷出手，透過積極的金融與財政干預來穩定大局，這是克服市場失靈的必要手段。

第三回合：積極干預的最終代價與自欺

【賢良代表】海耶克：凱因斯先生，你為了應付眼前的短期危機而賦予政府無限干預的權利，這才是對歷史最大的不負責任。每一次以公共利益為名的強制性干預，都在摧毀民間的自發調節能力，並為下一次更嚴重的政府失靈埋下伏筆。

「通往地獄的道路往往是由善意鋪成的。任何將國家干預凌駕於自由放任之上的體制，最終得到的不是危機的解決，而是自由的喪失與經濟的徹底扭曲。」——《通往奴役之路》

大夫陣營一味追求短期內的財政充實，卻看不見這種事必躬親的專賣制度，正在把帝國推向民脂民膏枯竭的深淵。

【大夫代表】凱因斯：我們並非否定民間的活力，而是強調在特定的歷史關頭，國家力量的調配具有不可替代的決定性作用。

「政府最重要的職能，不是去操作那些私人個體已經在做的事，而是去決定那些不屬於私人決策範圍的事務。」——《自由放任的終結》

國家掌控鹽鐵與平準，是為了凝聚社稷資源以抵禦外敵，這在現實政治中，是維持帝國存續唯一的、負責任的宏觀管理。

大夫曰為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載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為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睹文學，若俟周、邵而望高子。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睹也！自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睹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又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贀，而行臧文、子椒之意，蔽賢妒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己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

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蛇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遽即三公，處周、邵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睹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

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荊、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勀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渭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咸陽、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從法，故憯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眾。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