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非鞅第七

商鞅變法是使秦國富強的正確道路，還是以嚴刑峻法為秦朝滅亡埋下禍根。

第一回合：變法功過與國家生產力的崛起

【大夫代表】李斯特（Friedrich List）：賢良一味指責商鞅變法殘酷，卻看不見正是商鞅的體制變革，才奠定了秦國由弱變強、吞併六國的物質基礎。一個國家的富強，絕不能依賴毫無保護的自由市場，而必須依靠國家力量來組織生產力、引導工商業。

「歷史證明，財富的源泉在於國家的生產力，而不在於單純的交換價值。……國家為了培養自身的生產力，在階段性上採取干預、限制與保護政策，是完全必要且正當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商鞅移風易俗、重農戰、開阡陌，正是用國家的最高意志將散亂的民間力量凝聚為強大的「國家生產力」，這是富國強兵的唯一正道。

【賢良代表】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李斯特先生讚美商鞅創造了「高效率的國家機器」，但這種效率是建立在對個人自由的徹底剝奪之上。當政府用強制性的政策與嚴刑峻法來指導經濟、控制人民時，這不僅是道德上的災難，最終也必然引發體制的崩潰。

「一個社會如果把平等或國家強權置於個人自由之上，其結果是既得不到平等與強權，也得不到自由。……政府解決問題的企圖，往往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選擇的自由》

商鞅的政策將整個秦國變成了一座大監獄，雖然短期內靠強權壓榨出資源，但這種「政府失靈」與暴政，最終注定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悲劇。

第二回合：法令嚴苛與社會道德的淪喪

【賢良代表】司馬光：商鞅的法度，其核心在於「以刑去刑」，用極端殘酷的肉刑與連坐來威嚇百姓。這看似在短期內建立了令行禁止的秩序，實質上卻徹底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宗族倫理。當父親告發兒子、鄰里互相監視時，這個國家就已經失去了道德底線。

「商鞅以權術危秦國，殘酷刻薄，劓鼻盈車，市人皆懼。……此法雖能強兵，卻使民怨如仇讎，絕非聖人治國之道。」——《傳家集》

一個沒有德行滋養、只靠恐懼維持的政權，其繁榮不過是建立在流沙之上。

【大夫代表】王安石：溫情主義的德治無法拯救積貧積弱的國家！在亂世與危機面前，因循守舊就是最大的犯罪。商鞅的嚴刑，是為了打破舊貴族的特權壟斷，確立「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法治新秩序。

「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革法明教，秦人之所以大治也。不求變革，何以立國？」——《宋史·王安石傳》

為了大局的推進，階段性的強硬手段是必須承受的代價。

第三回合：理財之術與與民爭利的流弊

【大夫代表】王安石：治國理財，首在打破豪強兼併。我所推行青苗法、市易法，是由國家主持貸款與貿易，以此平抑物價、賑濟貧民，同時充實國庫。這並非與民爭利，而是「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

「理財以助軍旅，非與民爭利。……設官市易，平準物價，乃是國家應有之宏觀調度。」——《宋史·王安石傳》

【賢良代表】司馬光：王介甫與商鞅的邏輯如出一轍，皆是以朝廷之尊，行市井商賈兼併之事。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官府。官府下場經營，利用特權壟斷資源，實質上就是將手伸進百姓的口袋，這正是徹頭徹尾的「與民爭利」。

「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官府。……介甫今日所行，必將重蹈商鞅覆轍，使百姓流離失所，怨聲載道。」——《傳家集》

官辦經濟的結果，只會讓底層官吏中飽私囊，讓真正的弱勢者更加無路可走。

第四回合：國家強權與個人尊嚴的終極評判

【大夫代表】李斯特：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在前方遮風擋雨，個人的自由與繁榮不過是沙灘上的城堡，隨時會被外敵與混亂吞噬。

「在缺乏強大國家組織與產業保護的情況下，自由貿易只會讓落後國家永遠淪為先進國家的經濟附庸。」——《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商鞅與王安石的鐵腕，是國家在歷史風暴中求生存的必然選擇。

【賢良代表】傅利曼：李斯特先生，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恰恰相反。當一個國家被賦予了無限的權力去干預經濟、壓制個人時，它本身就成了自由與繁榮最大的威脅。

「歷史上大部分重大的進步，都來自於那些被允許自由追求自身利益、不受國家強制干預的個人，而非來自於政府的指令。」——《資本主義與自由》

商鞅將國家利益凌駕於個人尊嚴與自發市場之上，最終得到的不是真正的強盛，而是體制的自我毀滅。真正的正義與富強，只能建立在尊重個人自由與市場規則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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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眾，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而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搆，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末言爾，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椎車之蟬攫，相土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拔，善基者致高而不蹶。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飭素脩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畜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睹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卻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眾敗。此所謂戀朐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賢知之士，闒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地割，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封之於、商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妒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為俗，欺舊交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憯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禍患之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