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夢旅行社

早上的淡水河有一層灰白色的光。 我從大稻埕碼頭往城裡走，河岸自行車已經開始多起來，有人牽狗，有人穿著運動服慢跑，堤外草地還帶著夜裡留下的濕氣。越過堤防以後，城市立刻變得緊一些，機車聲從巷子裡鑽出來，迪化街附近的藥材行剛拉起鐵門，乾貨、中藥、咖啡和早餐店煎台的味道混在一起。 蔣渭水是在延平北路附近出現的。 他穿西裝，不是白袍，手上也沒有醫生包。我原先以為他會先認街道，結果他站在人行道邊看了半天，注意的是一個正在等公車的老人。老人咳了幾聲，從口袋裡拿出口罩戴上，又低頭滑手機。 蔣渭水問我：「醫院多不多？」 「非常多。」 「看病方便？」 我想了一下，說大致上比你那時候方便得多，有全民健康保險，也有很多診所。他聽到「全民」兩個字時轉過頭來，要我再說一次，我只好從醫療制度開始解釋。講不到三分鐘，他便打斷我：「先不用。大安醫院呢？」 我們往南走。 延平北路二段今天依然很忙。 騎樓下停著機車，店門一間接一間，樓上掛著冷氣室外機和電線。蔣渭水站在大安醫院舊址一帶，先看門牌，再退到馬路邊抬頭。他一九一六年決定不回宜蘭開業，而選擇到臺北的大稻埕行醫，後來自己說得很直

早上八點不到，魯迅中路已經有人排隊。 幾個背著書包的孩子跟在老師後面，手裡拿著研學單。街邊店面才剛開門，咖啡機的蒸汽聲從一間新店裡傳出來，另一側的招牌用了《野草》《彷徨》和孔乙己的名字。粉牆、黑瓦、石板路都收拾得很整齊，一條河從街區旁邊穿過，烏篷船還停在碼頭。 魯迅站在我旁邊看了一陣子。 他比照片裡瘦，頭髮硬，唇上的鬍子倒和大家認得的樣子差不多。只有那件深色長衫使他在一群穿短袖的遊客裡顯得不合時宜，但沒有人多看他。 一個孩子從我們前面跑過去，被老師叫住。老師指著前面的周家新台門，開始問全班：「百草園在哪裡？」 好幾隻手一起舉起來。 魯迅轉頭問我：「他們都知道？」 「課本裡讀過。」 「現在還讀？」 「還讀。」 他點了一下頭，沒有露出我原以為會有的表情，只跟著那群孩子往前走。我走在後面，忽然覺得這趟路有一點倒過來：一百多年前，是一個紹興孩子從這些房子裡走出去；今天，成千上萬的孩子先在課本裡認識他，再到紹興尋找那些房子。 周家新台門很深。 一進又一進的房間從街邊往裡延伸，木門、天井、石板、樓梯，把一個大家族的生活分成許多層。魯迅一八八一年出生在這裡，童

早上不到九點，鹿耳門的陽光已經從雲後面壓下來。風從河口吹過堤岸，鹹味很淡，混著草、水泥和遠處養殖池的氣味。我把車停好時，鄭成功已經走到比較靠水的地方。他沒有看廟，也沒有看任何寫著自己名字的牌子，只沿堤岸來回走了兩趟，偶爾停下來看遠處，再轉頭看我們剛才開車過來的方向。「潮往哪裡走？」他問。我一開始以為他問現在，後來才發現不是。他正在找一條四百年前的水路。 今天站在鹿耳門，很難只靠眼睛理解一六六一年四月的地形。臺江曾是一片向內伸展的潟湖，外側由沙洲阻隔，鹿耳門是其中可以讓船進出的港道。後來泥沙一年一年落下，河流數次改道，尤其十九世紀以後，內海迅速淤積；我們開車經過的道路、聚落、魚塭和大片平地，其中一部分當年根本沒有可以踩下去的地面。 鄭成功往堤下走了幾步，鞋底在碎石上發出乾聲。他看得很慢，像不是在辨認風景，而是在把眼前的陸地一塊一塊拿掉。一六六一年，他率領兩萬多名將士、數百艘戰船從金門出發，經澎湖抵達臺灣西南外海。熱蘭遮城守著大員的主要航道，若正面進攻，船艦必須直接面對荷蘭人的火砲；鄭軍選擇從鹿耳門進入臺江，渡過內海，再向東岸登陸。那不是一條後來地圖

Kuznechny Pereulok 的早晨比我預想中吵。貨車停在市場旁卸貨，手推車的輪子反覆撞過人行道接縫；賣水果的人把塑膠箱往店裡搬，一個老太太提著兩袋東西，從 Vladimirskaya 地鐵站方向慢慢走來。天空很低，空氣裡混著濕柏油、麵包和市場剛打開時的蔬菜氣味。 我站在五號與二號交會的街角，看著今天作為杜斯妥也夫斯基博物館的那棟房子。入口旁有個鬍子很長、穿著過時深色大衣的男人。他沒有看門牌，也沒有看自己的紀念牌，只抬頭辨認二樓的窗。 「哪一間？」我問。他指了一下，又立刻把手收回。 「裡面改過。」聲音比我想像中低，也更快。他說話時總像下一句已經在後面等著，不太願意讓沉默佔太久。 他第一次住進這棟房子，是一八四六年。那時《窮人》剛把一個二十四歲的前工程軍官推進彼得堡文壇。別林斯基讀到稿子後激動地把他介紹給周圍的人，有人稱他是新的果戈里。突然到來的名聲很快，退得也快。 三十二年後，他又回到同一棟房子。這次帶著妻子 Anna 和兩個孩子。他已經寫完《罪與罰》《白痴》《群魔》，坐過牢、服過苦役、當過士兵、欠過債、輸過錢，也送走過孩子。最後兩年多，

早上的雨很細，細到不值得撐傘，只把布拉格老城的石板路磨成較深的灰。從舊城廣場轉進 Franz Kafka Square，餐館正把桌椅搬到騎樓外，送貨車停在窄路中央，兩名遊客仰頭找牆上的紀念牌。我站在 U Radnice 5 前看了一會兒，才注意到門廊下那個高而瘦的男人。他一直看著樓上的窗。 「不是這棟。」他說。 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Franz Kafka 出生在這個位置，但他出生時的房子後來被拆除，今天留下的建築屬於另一個年代。卡夫卡走近入口，沒有碰石材，只低頭看雨水沿著接縫往下流。出生地就在布拉格老城與昔日猶太區的邊緣；他出生之後不久，家裡又開始搬，一次、兩次、再一次。六歲以前，Kafka 一家已經換過好幾個地址。我問：「那這裡還算你的出生地嗎？」他往裡面看。 「地址算。」 「房子呢？」他搖頭。兩個遊客拍完照，很快往舊城廣場走。卡夫卡側身讓開，等他們離去，又看了一次入口。 「現在裡面住誰？」他問。 「我不知道。」 「那比知道好。」他轉身走了。 從出生地走到 Old Town Square 不需要幾分鐘。天文鐘前的人已經聚起來，導遊把旗子舉高，咖

香港的坡道有一種很奇怪的本事。你明明只是從一條街走到另一條街，走著走著，視線卻會突然越過屋頂，看見海，再低頭時，腳下已經換成另一個年代留下來的石階。 那天下午，我從香港大學般咸道一帶往中環走。八月的濕氣貼在皮膚上，襯衫背後很快就濕了一片。巴士沿斜坡往上爬，引擎聲被兩邊樓房夾住，變得又厚又悶。路旁鐵欄被太陽曬得發熱，冷氣機的水一滴一滴打在水泥地上，混著柏油、樹葉和遠處茶餐廳抽風口飄來的油煙。 我原本只想走一段孫中山在香港留下的路。 走到港大東閘附近時，兩個穿長衫的男人站在馬路對面。 一個瘦削，站得很直；另一個年輕些，袖口有一小片洗不掉似的黑痕。兩人的衣料都比周圍現代人的衣服厚，在潮熱空氣裡顯得格外沉。他們仰頭看著校園，不像遊客，也不像拍戲的人。 我過馬路時，年長的那個忽然問：「這裡還學醫嗎？」 我說現在當然還有醫學院，只是不在眼前這幾棟樓裡。 他點點頭，像是聽見一件與自己有關、卻又已經不需要自己理解的事。 旁邊那個年輕人笑了一聲：「搬得很遠？」 「香港什麼都會搬。」年長的說。 「你以前不是最會搬？」 「我那叫走。」 「走到哪裡都有人追，跟搬家差不多

我是在皇家廣場的路燈下面遇見高第的。 十月的巴塞隆納還帶著夏天沒有完全退乾淨的熱。拱廊底下的桌椅一路排到石柱旁，炸魷魚的油味、咖啡、啤酒和檸檬皮混在一起；行李箱輪子卡進石板縫時會重重跳一下，鴿子從廣場中央驚起，又落回遊客腳邊。 我正仰頭看一盞鑄鐵路燈，一個老人從旁邊說：「你看太久了。」 我以為他嫌我擋路，往旁邊讓了一步。他卻把手放到燈柱基座上，粗糙的鐵花紋在他指尖下顯得很熟。 「年輕的時候做的東西，最怕後來的人看得太認真。」他說。 老人穿一件舊西裝，外套下襬磨得發白，鬍子比照片裡亂得多。我盯著他看了兩秒。 「高第？」 他皺了一下眉，像不太習慣有人在廣場上突然叫出自己的名字。 「走吧。」他說。 「去哪裡？」 「先看我替一個有錢朋友做的房子。」 他穿過拱廊往 Carrer Nou de la Rambla 走。我跟上去時回頭看了一眼。廣場上人很多，地上影子也很多，唯獨他的腳邊乾乾淨淨。 從皇家廣場走到桂爾宮不用多久。離開 La Rambla 之後，街一下窄了，樓上的陽台往彼此靠近，機車廢氣貼著牆往上散。麵包店剛開爐，奶油和麵粉受熱後的甜味在一個轉角冒

我在下鴨泉川町找川端康成，結果先被川端康成問路。 那天早上剛下過雨。住宅區的柏油還沒有全乾，灰牆的顏色比平常深，低矮石牆的縫裡塞著濕苔。巷口有人騎腳踏車經過，車輪壓過水窪，水濺到我褲管上。我站在手機地圖前轉了兩次方向，還是分不清哪一條小路才是我要找的地方。 身後忽然有人問：「你找誰？」 「川端康成。」 「找他做什麼？」 我回頭。一個瘦削的男人站在路邊，穿深色西裝，領帶結得整齊，臉色卻淡得像很久沒有曬到太陽。他的鞋踩在濕地上，鞋底旁邊沒有留下水痕。 我盯著他的臉看了幾秒。 「……川端先生？」 他沒有回答，只朝前面一堵牆抬了抬下巴。 「到了。」 那一帶，是他一九六一年為了在京都寫作而借住、工作過的地方。如今隔著牆，只能看見樹梢和一小截屋簷。雨水順著葉尖滴下來，潮濕土壤、舊木和附近住家早餐的味道混在一起，沒有一樣像文學紀念館。 川端把手放到牆上。 牆面忽然變薄了。 不是消失，而像一張紙被燈從背後照亮。牆後浮出一張木桌、一疊稿紙、一扇朝著庭院的窗。桌邊那個人低著頭寫字，手幾乎沒有停，房間裡只有紙張摩擦的聲音和窗外鳥叫。 我看見桌上壓著兩疊稿紙。 「《古都

我在 Rumeli Hisarı 爬到一半，先後悔早餐吃太少，第二個後悔才是選了最陡的那條石階。 博斯普魯斯的風從城牆缺口灌進來，帶著海水、柴油和岸邊樹木的氣味。石階還藏著早晨的涼，手撐在牆上時，粗糙石粒會卡進掌紋。下面的渡輪看起來很小，船尾拖出一道白浪，汽笛卻能一路傳上來。 「你站錯地方了。」 我回頭。 一個二十出頭的男人站在更高一層的牆邊，穿深色長袍，頭巾收得整齊。他沒有喘，也沒有汗，像已經在那裡等了很久。 「哪裡錯？」 他指向海峽。 「你一直看牆。」 「我來看堡壘，不看牆看什麼？」 「看船。」 我順著他的手望出去。這裡正對博斯普魯斯最窄的一段，船一艘接一艘穿過水道。男人沒有看塔，也沒有看石階，只看船怎麼靠近、怎麼轉向、怎麼在海流裡維持自己的線。 「當年也是這樣？」我問。 「船比較慢。」 「你蓋這裡，就是為了那些船？」 他終於轉頭看我。 「不然你以為是為了讓人爬樓梯？」 我多看了他一眼。 一四五二年，穆罕默德二世在這裡修築堡壘，控制博斯普魯斯航道。隔年，他攻下君士坦丁堡。眼前這個男人站在自己曾經選中的海峽旁，年輕得幾乎不像後世畫像裡的征服者。

我是在春誼賓館門口遇見溥儀的。 長春剛下過雪。舊大和旅館的屋頂和窗沿積著一層白，門前車輪把雪壓成灰黑色的泥。我站在路邊看手機，一邊確認眼前這棟樓是不是照片裡那一棟，一邊把手縮進口袋。 旁邊忽然有人說：「你如果只去皇宮，會以為我十三年都沒出過門。」 我抬頭。 深色大衣，圓框眼鏡，臉比我熟悉的照片瘦一些。雪落在他的肩上，卻沒有融。 「溥儀？」 他看了一眼我手機上的地圖。 「先去皇宮。」 「你剛才不是說——」 「路上會看見。」 他已經往前走。 車沿人民大街往南，再轉進今天的新民大街。雪把道路的尺度放得很大，中央分隔帶、成排的樹、彼此拉開距離的公共建築，全被冬天的白重新勾了一遍輪廓。 溥儀坐在我旁邊，看得比我仔細。 有些樓，他一眼就認出方向；有些地方，他要看很久，最後才搖頭。 「那時候叫什麼？」我問。 他報出一個舊路名。 過了下一個路口，我又問一次。 他再報一個。 到了第三次，他終於轉過來：「你是來散步，還是來考我？」 我笑了。 窗外的新民大街繼續往前。當年集中在這一帶的國務院與各部官署，有些建築還在，有些已換了用途。雪落在它們屋頂上，今天的人照常進出。

我是從 Santa Maria Novella 車站下車的。 十一月的佛羅倫斯有一種乾冷。出了站，烤麵包和濃縮咖啡的味道從街角一路追過來，石板路還帶著清晨洗過的潮氣。我先看見教堂正面的黑白大理石，再看見門裡慢慢變暗的光。 但丁就在裡面。 他站在一幅自己的畫像前，穿深紅長袍，抬手摸了摸鼻梁。 「沒有那麼長。」 我笑了一聲。 他立刻回頭。 「你也覺得？」 「我只是沒想到你第一句會說這個。」 「活著的時候別人畫不像，死了以後還不能抱怨？」 我盯著他看了幾秒。 「但丁？」 「既然認得，就走。」 他沒等我問任何關於鬼的問題，已經往教堂深處去。 年輕時，他曾在 Santa Maria Novella 的 Dominican Studium 接觸神學與哲學。可他沒有帶我看任何「但丁紀念」；走過柱子時，他只在能看見 Giotto 十字架的地方停了一下。 教堂裡有蠟、舊木和濕外套的味道。石地的冷一路透進鞋底。 「以前也這麼暗？」我問。 「以前沒有這麼多人低頭看手機。」 我把手機收進口袋。 他這才繼續走。 我們沿 Via delle Belle Donne 往 Sa

黃昏前，我先在底格里斯河邊看了一會兒巴格達。 河水是暗綠褐色的，橋上的車一輛接一輛，遠處高樓把夕陽切成幾塊。河岸有棕櫚、低矮房子、混凝土護欄，也有坐著喝茶的人。烤羊肉的油滴到炭火上，焦香一陣一陣壓過汽油味；小玻璃杯碰到金屬托盤時，聲音比車喇叭還清楚。 沒有任何地方像我帶來的那張圖。 那張圖畫的是 Madinat al-Salam。 一個幾乎完美的圓，四道城門，中央是宮殿與清真寺。我把紙攤在欄杆上，來回比對河道與今天的道路，越看越不像。 「你這樣會找到明天。」 有人從旁邊伸手，把圖抽走。 男人穿深色長袍，鬍鬚修得整齊，鞋面也沾了巴格達的灰。他把圖看了一遍，摺成四折，塞回我手裡。 「這不是拿來走路的。」 「那我要怎麼找？」 「走。」 「你知道在哪裡？」 他看了我一眼。 「大概。」 我追了幾步才問：「哈倫・拉希德？」 「至少這個你找到了。」 他沒有立刻去找圓城。 我們先沿著今日的街道走。巴格達的傍晚正要把人趕出辦公室、送進店家和餐館，車流一陣快一陣慢。哈倫在人群裡並不顯眼；只有他經過玻璃櫥窗時，我偶爾看不見應該出現的倒影。 到了 Mutanabbi S

我是在雍和宮門口被一個男人糾正的。 那天北京很乾。從地鐵口出來，風一吹，嘴唇很快發緊。街口煎餅攤剛把蛋液打上鐵板，蔥花、麵糊和甜麵醬的味道混在一起；往前幾步，又被香鋪的煙味蓋掉。紅牆被晨光照得發暖，手碰上去卻冷。 我站在牌樓前，自言自語：「這裡以前是雍親王府。」 旁邊有人說：「不是『以前是』，是『先是』。」 我轉頭。 男人穿深色便服，臉瘦，眼睛很亮，像長期睡得不夠。沒有龍袍，也沒有冠帽，只是一種聽見別人把話說得不準，就一定要改過來的神情。 「差在哪？」 「先是府，後來是行宮，再後來才是寺。次序不能省。」 「你很熟？」 「住過。」 我看了他幾秒。 「胤禛？」 他沒有回答，轉身往裡走。 「跟上。」 康熙年間，這裡成了皇四子胤禛的府邸。後來他登基，府邸又有了新的身分；再往後，香火、佛像、僧眾與今天的遊客把它變成另一個世界。 可他進門後先看的不是佛像。 是門的位置。 是院子的寬窄。 是屋簷和牆之間原本應該有的距離。 「你還認得？」我問。 「有些。」 「有些不認得？」 他停下來。「三百年後回自己家，你能認得每一扇門？」 我搖頭。 「那就不要一直問得像驗房。

雨停後的台北很亮。 不是晴天那種亮，而是雲還壓在盆地上，濕氣把每一塊水泥、磁磚和玻璃都擦出一點反光。遠處山線被灰白天空壓得很低，城市卻一直往上長。高樓從老街區後面冒出來，捷運鑽進地下，機車在巷口一排排停著。 我那天沒有先去看最高的樓。 而是去了北門。 承恩門的磚牆剛被雨洗過，顏色比平常深。忠孝西路的車一波一波從前面過，城門後面是高架、鐵路、旅館和密得看不出年代的街廓。 我站在門邊看對面的鐵道部園區時，有人從旁邊伸手，把我手裡一張舊圖轉了九十度。 「方向反了。」 「我拿正的。」 「紙是正的，你看的方向反了。」 男人穿白襯衫和深色背心，袖子捲到手肘，指尖有一點鉛筆灰。雨後的風把他額前幾根頭髮吹起來，他低頭看圖的樣子太自然，我差點以為是館員。 「你很熟？」 他抬頭看了一眼街對面的紅磚建築。 「畫過。」 我盯著他看。 「森山松之助？」 「嗯。」 他把圖還給我。 「過馬路。」 鐵道部園區裡還有濕木頭的味道。 主廳舍的紅磚被雨淋深了一層，上部木構、山牆和八角樓在陰天下顯得比照片裡輕。森山沒有先講樣式，只走到簷下抬頭看木架，又摸了摸牆腳。 「這裡排水現在怎麼走

東京早上沒有真正安靜的時候。 電車從高架上掠過，便利商店的自動門一開一合，腳踏車鈴聲從巷口鑽出來。冬天的光落在玻璃、磁磚和電線上，沒有溫度，卻把每一樣東西照得很清楚。 我從早稻田站走進喜久井町，拐上夏目坂。 坡不陡。兩旁是今天的住宅、停在牆邊的腳踏車、曬衣架和一排排冷氣室外機。車子從身後過去時，路邊金屬欄杆會震一下。 夏目漱石誕生之地的碑就在路旁。 我正低頭看碑，一個男人站到旁邊。 「我出生時沒有這個。」 聲音很平，像只是在糾正一個年代。 他穿深色西裝，鬍子修得整齊，右手插在口袋裡。冬天風從坡上吹下來，他看碑的時間不長，反而一直往街的兩端看。 「夏目漱石？」 他轉頭。 「你站在這裡還能猜別人？」 我笑了一下。 「我想看你的東京。」 他又望回坡道。 「那不要只看碑。」 夏目坂這個名字和他的父親、夏目家都連在一起。漱石一八六七年出生在今天喜久井町一帶，可他對眼前這個「出生地」沒有一般人回故居的神情。 我問：「還認得嗎？」 「坡名認得。」 「房子呢？」 「早就沒有了。」 他往前走幾步，又補了一句。 「而且我出生幾個月就被送出去。」 他沒有停下來等我的反

倫敦剛下過雨。 New Bond Street 的石板路還亮著，鞋底踩過去會帶起很細的水聲。店家剛開門，咖啡、烤麵包和濕羊毛外套的味道混在一起；一群遊客輪流坐到那張 Churchill 與 Roosevelt 並排的 Allies 長椅上，有人把手搭在兩尊銅像肩上，有人請陌生人替全家拍照。 我沒有排隊，只站在旁邊看。 如果要在倫敦找 Winston Churchill，從這裡開始似乎很合理。不是因為他真的在這張長椅上坐過，而是因為這座城市已經替他安排好一個位置：帽子、手杖、表情，旁邊再坐一個 Roosevelt。 「椅子做得太擠。」 聲音就在我旁邊。 我轉頭時，只看見一個穿深色大衣的胖老人從人群後面穿過去。黑帽壓得低，手裡一把黑傘沒有撐開。 他走了幾步，又回頭。 「你不是來找我的？」 我跟了上去。 他沒有走遠。 St James’s Place 二十九號就在附近。 門前的磚牆被雨洗成深褐色，黑鐵欄杆掛著水珠。邱吉爾站在台階下面看了一會兒，像先確認門，再確認窗。 「你小時候住這裡？」 「住過。」 「記得嗎？」 「記得一部分。」 他抬頭看二樓。...

上海的秋天有一點乾。風從高樓之間穿過來，梧桐葉貼著路面翻了幾圈，又被公車捲到路邊。早餐店剛收掉第一輪蒸氣，濕麵粉、豆漿、汽油和落葉的味道混在一起。 我在康定東路八十五號前停下。 舊地名裡，這裡是麥根路三一三號。張愛玲一九二〇年出生在這座家族住宅，後來也曾回到這裡生活。如今老屋修整過，街邊仍是普通上海的早晨：有人推腳踏車，有人把早餐塑膠袋掛在手腕上，樓上的窗才剛打開。 「你擋到人家出門了。」 女人的聲音從梧桐樹後面傳來。 她穿深色旗袍，外面套一件薄外套，站得離門口有一點距離。 我往旁邊讓。 「張愛玲？」 她看我。 「不然你來這個門牌等誰？」 她沒有先看我，先抬頭看二樓的窗，再看牆、樹和巷口。 「還認得？」我問。 「房子修過。路也不一樣。」 她停了一下。 「樓梯大概還在。」 我們走進今天開放的部分。紅磚牆留著細小缺口，木頭吸了很多年的潮氣，扶手摸起來比看上去更冷。 張愛玲站在樓梯下面，沒有立刻上去。 樓上有人走過，木板傳下來兩三聲低響。 「妳出生在這裡。」我說。 「我知道。」 她走到第一個轉角，手掌放在扶手上。 「後來也回來住過。」 「嗯。」...

九月的巴黎還有一點夏天的亮。 塞納河上的光被風揉碎，遠處的 Eiffel Tower 從屋頂之間升起來。公車沿河走，橋上有人停下拍照，咖啡館把桌椅一路排到人行道邊。 我是在 Grand Palais 外面遇見黛安娜的。 她站在台階下，看著一群剛從展覽裡出來的人。白襯衫，淺色長褲，短髮被風吹得有些亂。沒有人回頭看她。 「你在等人？」我問。 「沒有。」 她又看了一會兒入口。 一九九五年，她曾為 Cézanne 回顧展的開幕來到這裡。那次巴黎訪問裡，有人送給她一只 Dior 手袋。那時它還沒有後來那個名字。 「妳知道它後來叫什麼嗎？」 她看我手上的筆記本。 「你已經寫在臉上了。」 「Lady Dior。」 她笑了一下。 「有點不好意思。」 一個年輕女人從我們旁邊走過，手裡正提著同系列的包。黛安娜多看了一眼，卻沒有追上去。 「她不知道妳站在這裡。」 「這樣很好。」 Grand Palais 的玻璃頂在午後反著白光。當年的她從正門進去，有接待、有攝影機、有一整套應該站在哪裡、往哪裡看的安排。 今天她站在台階最邊上。 「巴黎還有別的地方嗎？」我問。 她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