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裕

察理當從細處求，
秋毫未見莫輕謀。
一心若得常明淨，
萬變紛紜自可收。

宣統退位後，南京的五色旗與北京的新印信很快換上門牆，索餉、催薪與討舊款的人卻沒有減少。二月十三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袁世凱旋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三月十日袁氏在北京宣誓，翌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公布。共和的章程還在南北之間推進，上海與北京櫃上先到的，已是換了抬頭的欠單、未到的稅款與一戶戶等錢過日子的人。

南京移交各部時，清季和革命期間的舊案跟著送來。有的貨已交、章已驗，新機關也具名承接，便能付清；有的只認一部分；還有舊印不全、軍中手令未入財政帳，或原經手早已失蹤。一名木器商只收回半款，木匠仍欠工錢；素布鋪為湊現銀折價出貨。新門牌接下了一些責任，也把另一些推回無人可追的舊紙。

北京分號仍由盧守信主持，喬信甫只是副掌櫃。他沒有另造新冊，只在舊案旁留三個小記號：舊證尚在、新機關具名、實際銀源可查。一名北方客商持某省財政司公函，以鹽斤附捐作保，求借七兩二錢。喬信甫迎光看印，又把筆尖壓在「民國財政」和附捐解款兩處。案旁正放著總號催辦新政府信用樣本的函；他不肯准足，只放三兩，自認已留出餘地。

其後查明，同一附捐已有五兩四錢先押鐵路舊債，南部數縣又不在該司實控之下。分號只追回一兩八錢，短一兩二錢。三個小記號沒有一個是假，卻被喬信甫連成了同一條銀路。盧守信叫他把原批、覆核與放款時辰附回舊案；喬信甫停領一段酬銀，覆核帳手也停發部分津貼，餘額由北京分號承擔，不動存戶款。

總號收到月報，周厚仁責北京把「民國財政」當作中央解款。盧守信把前月催函原樣附回；函中只催著辦出樣本，以免官商戶被新式銀行搶去，沒有寫各省同名稅源或已押舊債。喬信甫回道：「數是我看錯，急卻不是北京一處催出來的。」最後月報並列兩行：北京誤認稅源，總號催辦樣本。短缺仍由北京負擔，往後試案卻須分號與總號各自具名。

新式銀行換了招牌，也沒有換出一把共同的尺。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後，多數舊存單與匯票照新條款兌付，仍有舊印待查、背書重複或只認部分者；絲貨鋪的款壓在待查單裡，女工便跟著延薪。交通銀行另查鐵路、電報與交通收入，不替地方財政司的全省稅函兜底；江蘇銀行有貨單不全與發票重複的票，照樣延付或退回。陳光甫依該行規則查存款、貨物和到期，報上張嘉璈談財政銀行的文章，也只留在剪報匣中。

外銀仍先守押品與追索。霍華德和梁紹謙面對以未來稅收求貼的軍需商，一文未放；翻譯、見證和電報費卻已花去，藥材行只得折售存貨。香港的王新鳴仍守原有家款簿，在收款人旁添回批與第二見證。多數小額家款能到，遷居、改名和船期仍會拖住銀；寡婦先向鄰人借米，赴日學生也少上了實驗課。新記號減少冒領，沒有縮短海路。

公私款也借著新名號互相試探。南京一個善後處從商會救濟專戶取走代表旅費與印刷款，留具名收條，說中央撥款後歸還；到八月只還少量，粥廠停辦多日，雜役欠薪。范敬之沒有再墊，只把經手人與期限留在原頁。

商戶的新契約同樣半成半破。鄭宗和的茶貨多數找到新買主，仍有受潮與失去買主者折價；陳景初見約法彙編與公民讀本詢單湧來，定金只夠少量，卻先印得太多，條文、課目一改，退書、重排和紙耗便壓到排字工的工錢上。許維業只續做已驗收的布匹官單，未驗部分被大幅縮減，工人也延薪。

四月一日孫中山正式解職，唐紹儀組閣；六月唐氏辭去國務總理，市場立刻傳說公文將全部失效。北京相關票同日送到上海，范敬之怕新舊機關再度拒認，將公款函與有實貨、有付款人的商票一併扣住。翌日逐筆重查，他才看見那些商票不靠唐氏內閣存在；紙行已多付棧租。他恢復實貨票，只留下純憑私人允諾的公款函，在月報上自記判斷過急。

到八月末，北京、上海與香港仍各用不同記法。喬信甫在地方函旁添稅源，范敬之重新分開實貨與公款，王新鳴仍守家款回批。拒認、延付、重押與退匯沒有被同一張新表抹平，三地案紙便一道送回平遙。

周厚仁把三地報表並在案上，沒有將它們定名為共和信用新制，只命各號保留原證、實收與具名責任。他對周敦德道：「新朝若能守約，信用自會長；我們若因盼它守約便先把空款作實，受傷的仍是等薪、等米、等家款的人。」周敦德把北京月報推回他面前，道：「看得細，不等於看得全。先把這筆看錯的銀記住，也把誰催著要樣本一同記住。」

窗外秋意初起，舊朝封存木箱仍靠在總號牆邊，民國新票已放上另一層架。周厚仁沒有把兩個時代的紙接成一冊，只把北京誤認稅源與總號催辦樣本並列在同一頁，命往後的新政府信用月報由分號、總號各自具名。喬信甫看錯的這筆短缺仍由北京承擔；總號留下的那一行，也使日後任何人不能再把共和名號下的急與錯只推給一地。

正是：

新印未能消舊欠，共和先問責何歸。
欲知政黨初興如何牽動商界，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