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裕

齊家先自正其身，
一念無私百事親。
父子弟昆敦禮讓，
門庭和氣四時春。

民國十六年二月底，上海的春寒還沒有退。閘北、南市、滬西的汽笛比往日更早割開霧氣，浙江前線的戰報一封接一封，碼頭與棧房卻只問船能不能靠、貨還有沒有人卸。有人把未到期的票送進租界，急著改在香港收款；也有人把成捆工資單抱到櫃前，說工廠若再停一天，今晚便有人沒有米下鍋。

杜景和接掌上海分號不久，范敬之留下的舊票尚未清完，南京、浙江的新戶又接連改寫收款地。真正使他停筆的，卻不是大額商票，而是一冊薄薄的女工互助名冊。楊樹浦幾名女工日日從工錢裡扣下一點，留給傷病、停工和同伴家屬；工廠只知總數，不知誰曾領過醫藥，誰曾靠它付過房租。

廠方想把款改由工頭統領，說可免它成為工會經費。保管名冊的女工只把自己的那一行遞進櫃內，其餘姓名全用布條遮住。她道：「銀從我們的工錢裡來，可以證明；誰病過、誰欠過房租，不必因此變成旁人口中的黨派。」杜景和只核總存與扣工日，將名冊鎖進內櫃。布條保住了姓名，也從此把每一次支領都變得更難。

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一號，上海總同盟罷工爆發。周恩來等人組織工人力量，鐵路、郵電、工廠與碼頭相繼停下，武裝糾察隊向警署與兵營進攻。槍聲從閘北傳到南市，電車僵在路中央，電話時通時斷；租界封閉出入口，華界街道則一處處落到工人手中。到次日傍晚，舊軍閥在租界以外的主要據點大多瓦解，工人方面成立臨時市政機構，等待北伐軍入城。上海一夜換了旗，卻沒有因此只剩一種權力。

二十一號午前，上海分號門外排成三路：一列領已做工資，一列要求把款轉往香港，一列是家在租界、本人困在華界的收款人。杜景和沒有立即落門，只命夥計將外櫃桌案向內移半尺。午後槍聲逼近，章敬川從碼頭趕來，報黃浦江上六艘輪船的位置：兩艘已卸，兩艘泊在江中，一艘尚在吳淞，一艘原定靠南市而不能入港。他在六個船名後各寫停擺時辰，腳價、倉租與船方責任便從那一刻分開。無正本的大額轉匯停下，小額工資與家款仍辦到日落，方才封櫃。

停業第一夜，周敬安主張把女工互助款移到香港，待局勢平穩再由受助人逐個具名；杜景和卻說，一旦拆成個人款，女工原本共同決定用途的權利便由同裕代為改寫。最後只把總存與原扣工日抄送香港，銀仍留上海原戶。廠方沒有取走，香港也沒有挪用，可傷病與停工的人同樣拿不到。款項被守住了，等待卻全落在最缺銀的人身上。

三月二十二號以後，白崇禧等所率國民革命軍部隊進入上海，李宗仁所部的進展使北伐力量迅速控制長江下游要地。工人糾察隊仍持有武器，商會、工廠與租界當局都催著恢復交通和市面，各人口中的「復市」卻不是同一件事。二十三號清晨，分號只開半扇門，先辦家款與前日到期工資，再辦有實貨的十五日商票。許紹成以成品作憑，領出已做工錢；尚未完成的訂單仍留在棉紗與空機架上，沒有先寫成可以收銀的貨。

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四號，南京中外衝突的消息沿鐵路與電報傳來。租界軍警加緊布防，江面外國軍艦提高戒備，船期、保險與倉租同時改價。章敬川收到三份相反船訊：照靠、改泊吳淞、貨主自負進港風險。他沒有替誰挑最有利的一張，而將同批貨拆成已入港、江中待命與改港三段。政治消息可以互相矛盾，船究竟停在哪裡，卻只能有一個時辰。

蔣中正抵滬後，國民黨內對共產黨與工人武裝的矛盾迅速公開。商界、軍方、黨部、工會與租界各有盤算，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所代表的幫會勢力也在新的秩序裡取得位置。有人說軍方即將接管全城，要求恢復長票；有人說工人政府將掌市政，要求把舊商票改到新機關名下。杜景和都不動筆。倉裡的一垛布、江中的一船煤、名冊上已做的幾日工，不能隨街上的告示一日換一次主人。

四月初，汪精衛由海外回到上海，仍主張維持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數日後，他與陳獨秀發表聯合宣言，再申國共合作，隨即赴武漢。宣言印出時，街頭有人以為危局可解；同日送到分號的，卻是更多醫藥與伙食款、更多轉港短款，以及更多請求延付的工廠票。印房裡，同一刀紙裁成宣言、聲明、報紙與商用帳簿，各自欠在不同頁上。

民國十六年四月九號前後，上海戒嚴氣氛日濃。通行證、軍警巡查與政治名冊忽然增多，工廠東家怕員工姓名成為罪證，工人更怕工資冊落到旁人手裡。杜景和命帳房只讓領款人看自己的那一行，商戶只能查已領、未領與總數。有人以保全工廠為由索取全冊，他把內櫃鑰匙收進袖中，沒有交出那疊被布條遮住的名字。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號天未明，工人糾察隊辦事處相繼遭襲，軍隊奉命收繳工人武裝，閘北、南市與浦東槍聲再起。街上先是奔跑的人群，繼而是封路、搜捕與停工。次日，工人與學生請願又遭槍擊驅散，許多人被捕或失蹤。第一次國共合作在上海破裂，清黨迅速向外擴展；武漢方面仍由汪精衛等主持黨政機關，反對上海清黨，宋慶齡也公開以孫中山遺志為據，反對以武力背離革命合作。陳獨秀、周恩來等人所面對的，已不再是合作中的爭執，而是追捕與撤離。

十二號清晨，杜景和只留側門，辦具名家款、已做工資與醫藥費，商票一律候核。新清查機構要求集體款項改由具名個人領取，否則凍結。杜景和拒絕交出完整女工名冊，卻接受了「互助會名義不得再支領」的條件，側門方能繼續開著。幾名女工領到了自己的工資，那筆互助款卻封在原頁：不暴露姓名便不能拆領，仍照集體決定又不能支出。沒有一文被人拿走，原來共同救人的方法卻已被拆散。

十三號下午，請願人群遭槍擊的消息傳到分號，側門外很快擠滿尋親者。保管名冊的女工也來了，沒有問自己能領多少，只問兩名失蹤同伴的孩子能否先支醫藥與住處。孩子不是原存戶，母親又不能到櫃具名；若破例放銀，整筆款便可能被指為替受查組織轉移資金。杜景和的手停在現銀箱上，最後只替她留下申請與見證。

數日後，一名孩子病勢加重，被親屬帶離上海；另一戶搬出工場宿舍，門上只剩一枚拔不乾淨的釘子。名冊仍鎖在內櫃，布條仍遮著姓名，銀數一文不少。可它最該派用場的幾日已經過去，病與房租都沒有等帳冊恢復原來的名字。

許紹成趕來時，兩處工場仍停著，一處成品倉在租界邊緣，一處在華界。杜景和先問廠內有沒有水糧，再問已做工資，最後才問貨能否出運。許紹成以成品作押，領出三日工資與伙食；未到期買主票縮成逐批點貨。章敬川則將一艘尚未進港的船轉往香港，另一艘既已進黃浦江，便留在警戒泊位。兩條路都多花了運費，至少沒有再把貨丟在江上無人認領。

香港連夜承接上海具名家款與商款，始終沒有把女工互助款改作個人家款。王新鳴在頁尾留下異議：自行拆名是替存戶改約，完全不動則讓側門外的人繼續等。這筆款往後無論如何處置，都不能被寫成因保全成功而毫無損失。

復市後，周敬安認為名冊與存款既未落入他人之手，上海做法可列為危機範例。杜景和拒絕。他把側門小牌放回桌上，說分號之所以能開，是因接受了互助款不能再照原名支領的條件；商號保住營業與多數個別款，女工卻失去共同決定這筆銀的能力。周厚仁沒有撤他的掌櫃權，也沒有准人把結果寫成制度勝利，只將三方意見同頁保存。

四月下旬，南京新政府已在籌備成立，武漢仍以國民黨中央與國民政府自居。上海街上的槍聲漸遠，五冊重新排回外櫃：商票、工資、家款、救濟、租界內外到期。每冊都比三月初厚了一倍，沒有哪一本能替另一本結清。杜景和最後打開內櫃，那冊名單仍裹著舊布條；他在頁首寫下八字：「未被奪走，不等於仍能救人。」

正是：

風雷一夜分途路，銀貨千端各認人。
欲知寧漢兩方並立以後，同裕如何守住兩地商責，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