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裕

識微方可避將危，
見著先當察細微。
莫待風高帆欲折，
平時早已定安機。

光緒三十一年冬，上海碼頭上提木箱、夾書卷的年輕人愈來愈多。有人已考定東京的學校，有人只帶著一紙同鄉介紹，連下船後住在何處也說不清。客棧門外掛起「候船赴日」的木牌，書局把留學指南擺到最顯眼處，貨棧裡則一排排堆著寫往橫濱、神戶的箱子。范敬之看著少年們在櫃前報姓名、學校與用途，沒有另抄一張萬事齊備的新式匯單，只叫人將後來的回信、校印與領款記號逐件附在原案後面。海路尚未走穩，紙寫得再整齊，也管不住人轉校、價錢變動，更管不住生死。

最先送回來的是一封死訊。祁縣一名學生病故東京，家中匯款抵達時，人已入殮。學生會拿來棺殮與寄信的支出，家屬卻要全數退回，說從未准人動用。學校能證明死訊，不能替每一筆治喪費作證。同裕先退一小部分急款給家屬，其餘封在匣中。那只銀封過了年仍未拆開，校印、名冊與死訊都是真的，卻沒有哪一張紙能替死者說出最後的意思。

海那頭的信札接著一封封回來。湖南學生轉往大阪，家款仍到東京，舊代收人怕擔責，不肯轉交；新校又沒有原來的家戶印押。學生在同鄉處借住多日，直到往返信札補齊，才把餘款領到。另一名廣東學生把匯單託給同窗，同窗換了信封，拿學生會公印與舊簽名在橫濱領走款項。真正學生趕到時，只追回一小部分，家中還得再補銀。王新鳴將兩案放在一起：一案人未變，學校與路變了；一案票面未變，領款的人卻被偷換。

真名真校也未必能把銀原樣送到。沈仲衡替長子匯學費，上海收銀時與日本交付時的日圓牌價已不同，兩地匯費一扣，講義費便短了一截。長子向同學借錢，沈家再補一筆，蘇州織戶的工錢也因此往後挪。梁紹謙承認沿用舊價估算，沒有拿「匯價變了」四字替自己卸責。遠路上沒有假人，仍能讓一筆真款變薄。

也有人借「學費」藏別的心思。一名商人怕長輩反對合印時論譯本，便借學生姓名匯款。陳景初查出學生既非股東，也不是收款人，要求另立出版契；經手人不肯，銀款只得退回，電報與往返匯費卻已耗去。幾乎同一時候，橫濱送來的日語課本、簿記書與公司章程譯本又少了箱件：有書在轉船時進水，有箱號前後重複，兩地回單互相抵牾。濕書攤在啟文書局後院，紙頁一翻便帶出潮味；承運行只先賠一部分，陳景初停了原定節本，譯校人也少做多日工，少領一段酬銀。

鄭宗和派去日本的茶業夥計，一人按月寄回茶價、包裝與檢驗記錄，紙上雖粗，仍有幾筆可用；另一人卻把大半公費花在學生集會與報刊，只寄回零星宿費收據，連商社查驗費的回單也遺失。公所減去他的考察費，他索性退出，返程船票由家中負擔。許維業送出的織布局學徒也各有落處：有人到了工場才知外人不得接近主機，數月後空手回國；有人留下學修機，卻將日文規格中的寬度譯錯，依信訂來的皮帶樣品到了上海，竟無一架機器可用，只能折價賣去。新式帳手能把款分清，面對機器尺寸仍可能一字看錯。

學生寄回的報紙與書信裡，同盟會、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炳麟和《民報》的消息，常與梁啟超、康有為的立憲、保皇文章夾在同一包裹中。某學生會送來一張會費表，只有部分出資戶寫真名，其餘只留代號。攜帶者說，若逼人具名，銀便改走別處。范敬之沒有問是哪一派，只問王新鳴：「換作另一派，這些代號便能收麼？」王新鳴搖頭。櫃上只收具名款，餘銀退回；退途中仍有一部分失落。無名款沒有進櫃，卻也沒有因此平安回到每個人手中。

王新鳴曾寄出一批空白回單，想讓東京、橫濱、神戶的同鄉會與華商會館留下可追的收款線。回來的只是一小部分：有的改過幣別卻未重押，有的只蓋學生會章，沒有真正收款人，也有幾名學生的款合成一筆，再分不清誰已領過。少數可核者仍只是熟戶舊款，銀數不大。那些空白紙沒有鋪成一條新路，只讓幾樁舊案不至於全落進海裡。

香港另有一宗鐵路材料樣品訂金，契紙只說「供中國新路參考」，既無省份，也無路段與買主。商人說新路尚在商議，正因未定才要先送樣品；王新鳴將契紙推回，問若各家路局都不收，究竟誰來認貨。商人轉往別行匯出。樣品到滬後，果然各處都說規格不合，貨主自付棧租，最後折售也只收回少量。那箱材料在棧房角落放了許久，像一段尚未鋪設便先失去去處的鐵路。

到了年末，這批留學與考察款只有約一半按期收匣。桌上留下的不是一種錯誤：有病故後無人能說清的銀封，有轉校後追著舊地址跑的家書，有被同窗取走的款，有被匯價削薄的學費，也有濕書、失箱與不合機器的皮帶。王新鳴把能核的回單放在一邊，未清的信封和貨單仍留原案，不拿幾筆順利交付去遮住其餘人的困境。

周厚仁看完那一疊日本匯票、學校收據、商社買單與失敗回單，只在案邊寫道：「遠路須多證，證多亦不能保人不變、價不變、命不變。」墨跡未乾，香港櫃上又送來一封山西家信。信裡談的不是失箱，也不是錯校，而是一名已進東京女子學校的女學生，究竟能不能親手領到自己的生活款。

信是山西一名女學生寫來的。她已考入東京女子學校，家中原寄三兩八錢，卻另添一句：生活款須交在日表兄代領，女兒每月再向表兄取用。王新鳴翻出那名轉校男學生的舊案，裡面只有學校收據與本人回信，從未多出第三個代領者。他把兩案並排，卻沒有替誰先落筆，只回信東京，請女學生親自說明是否接受。

女學生很快回信。她願讓同裕將一兩六錢學費直接付入學校，不肯把其餘生活款交給表兄；表兄已明說，要替家中查她讀甚麼書、見甚麼人。照家命全交表兄，銀路最清楚，商號也最不易受原寄戶追責；照男學生舊例付校與本人，卻實實在在越過了父兄的指示。王新鳴沒有替她改寫家命，也沒有替家中逼她接受代領。他只付出一兩六錢學費，把二兩二錢原封退回山西。女學生少了生活款，典去冬衣，與同學合住，輪流供飯。她沒有回國，也沒有補簽監護書，後來進了女學生互助會，替新來者查學費、宿舍與匯款去處，也參加了帶有政治議論的讀書聚會。

山西家中隨即斷去後續匯款，來信責同裕越過父兄、助女兒違命。東京的回函則寫道：「男子只查學校，女子為何還要查誰管她？」王新鳴把兩封互相指責的信與退回的二兩二錢銀封收在同一案內。這一筆銀沒有被冒領，櫃上也沒有替任何人得勝；只是東京已入寒冬，那件被典去的冬衣不在案裡，家族、學生與商號之間的裂口卻留了下來。

正是：

少年渡海開新眼，遠路多歧責未完。
欲知鐵路國權如何起波瀾，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