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裕

祚久惟憑敬與勤，
安榮莫忘立家辛。
他年若問傳宗本，
一點誠心勝萬珍。

民國十六年九月，湘贛邊界的秋禾已熟。田間本該只聞鐮聲，瀏陽、平江與安源一帶卻先傳出軍隊集結、工人與農民武裝起事的消息。南昌起義失利未久，中共中央又決定發動秋收起義，毛澤東受命主持前敵工作，將原有部隊、工人糾察與農民武裝編在一處。槍械、糧秣與行軍經驗各不相同的人，暫時都把方向指向長沙。

九月上旬，漢口分號收到的湖南電報一封比一封急。有人要將十月交付的棉布提前，有人將長沙藥材改在醴陵接收，也有人把家款收款地由萍鄉移到漢口。李翔宇不把「湘贛」兩字當成一處，每封電報後都補縣名、驛路、最後可通站與收貨人。城市裡的地名愈寫愈細，到了鄉間，紙卻愈來愈少。

民國十六年九月九號前後，秋收起義各路相繼行動，攻向平江、瀏陽與長沙周邊。敵軍防備、兵力分散與聯絡失誤很快顯出，原定會師長沙的計畫未能實現，各路有人傷亡、有人失散，也有人中途改向。毛澤東從實際兵力與戰況判斷，繼續攻城只會更快耗盡剩餘力量，遂決定轉向南下，保存仍能整頓的隊伍。

軍事方向一變，沿途貨路也斷成數段。尚未出廠或未離漢口的貨仍歸原主，已由實際經手人領走者另候點收；一張「長沙軍需」不能把所有未到貨都寫成起義軍欠款。這保住了城市商戶的貨權，卻也把村口交出的糧食、草鞋與擔架排在帳外，因為那裡沒有棧單，常連領貨人的姓名都留不下。

西安建榮藥材號也收到南方來函。九歲的馬景泰平日只在後院識字，那日被准坐在藥櫃旁，替大人把兩束路單分開：紅線寫漢口、長沙、萍鄉，黑線寫蘭州、寧夏與河西熟客。他起初把同樣的止血藥與乾草藥混在一起，成年掌事者又重新按去處排開。景泰只認地名，不參與定價、承兌與簽押；可那兩束線至少讓他看見，同是一箱藥，去處不同，便不能全因南方有戰事改叫軍需。

秋收起義受挫後，毛澤東率餘部向湘贛邊界南下。所需不再是大批軍需，而是沿途分散的糧食、草鞋、藥品與擔架。地方農戶交出的多是自家存糧，沒有統一長票可憑。李翔宇派周敬和隨合作商戶往平江、瀏陽、萍鄉一線查實際交付；周敬和仍無權決票與調銀，只能記誰交了什麼、由誰看見、隊伍往哪裡去。

他第一次發現，城市帳房所說的「沒有證明」，在村中常只是沒有人帶紙、沒有人識字，或者領貨的人連次日是否仍在都不知道。路旁一戶人家交糧時，領糧者用炭在門板上畫了一個記號，便隨隊伍離開。雨水把黑痕沖淡了一角，門板沒有印，沒有番號，只有同村兩名婦人看見糧袋被抬走。

民國十六年九月十九號，各路餘部在瀏陽文家市會合。仍有人主張整隊後再攻長沙，毛澤東卻依各團實數、槍械損失與敵軍部署，提出沿羅霄山脈轉向湘贛邊界，先尋可以立足之地。許多人不願入山，也有人認為離開長沙便失去起義原意；可眼前的兵力、道路與補給已不足以支撐原計畫，隊伍終究按新方向出發。

文家市外，那戶交糧的農婦攔住周敬和。她沒有要求把所有損失算成軍款，只請先承認這一季的糧確已交出，讓合作米行把她家欠下的種糧款延到來年。周敬和把門板上的炭記、兩名婦人的口述與行軍日期一同寫進短報，認為三者足以證明實際交付。

漢口覆核仍拒絕把這些見證轉成同裕債務：沒有具名領貨人，沒有原存款，也沒有付款機關。規則上沒有錯，農婦一家卻只能拿剩餘新穀抵舊欠，冬前便出現缺糧。那塊門板留在原處，炭痕一天比一天淡；帳頁上的「不予承認」卻比它清楚得多。

九月下旬，隊伍到達江西永新三灣一帶。連日失利、行軍與逃散使人數銳減，毛澤東決定重新整編，縮小編制，使黨的組織深入連隊，並建立士兵委員會。舊軍、團名號愈來愈難作為付款依據，商戶更要求每一站寫出實際領貨單位與經手人。可湘贛山區並不會因要求變嚴，便突然多出識字的人與完整收據。

周敬和在回報旁寫道：「商貨退回，尚可另售；農戶交出的是當季口糧，退不回原倉。」十月間，毛澤東率部向井岡山地區轉移。大車與整船貨只能到山下市鎮，再由挑夫分段入山；山路上的領取常靠鄉里口信、熟人見證與臨時別號。遠處商號的貨權因此較安全，沿途小戶的交付卻仍很難成為可追索的責任。

南昌起義後保存下來的一部分隊伍，則由朱德等人在贛南、粵北一帶輾轉。部隊一面避開追擊，一面整頓紀律與補給；沿路送糧送藥者能留下的多是小額收條，不能再沿用南昌時的大單。上海、漢口只按實際點收數清理，沒有把這支隊伍與井岡山方向的貨款併成一頁。兩支武裝都出自同一場破裂，走的卻是不同山路。

十一月底，廣州電報開始一日數變。先是軍隊調防，繼而商會要求加派護衛，再後來有人急購藥棉、白布與印刷紙。王新鳴把來件分開：商戶自購由原戶付銀，醫館採買須院方具名，政治團體印件只認已付定銀。有人將三類合寫成「城防急需」，香港只在已有存款內逐筆辦理。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一號，廣州爆發武裝起義。起義者攻占部分機關，建立新的政權名義，城中槍聲、火光與戒嚴交錯；張發奎所屬軍事系統及其他國民黨部隊迅速反攻，戰鬥數日便告失敗。街上在極短時間內換過數種告示，同一批貨也先後出現不同印信。有人持起義期間的臨時手據來香港求款，另有人拿恢復控制後的新機關文書要求重新交貨。

王新鳴只按日期、貨位與實收人查驗。十二月十一號以前已由廣州商戶收妥的貨，不再交一次；仍在香港或船上的，照原買主續辦；起義期間只有臨時手據而無付款人的，留原戶待追。短命印信和湘贛門板上的炭記看似相反，一個有章而很快失效，一個無章卻確有糧袋被抬走。城市票據原本假定的穩定，在兩處都不存在。

歲末，湖南、江西與廣州只有少數具實貨、固定買主與完整回單的熟戶恢復短票。周敬安維持農婦口述不能直接成為同裕債權的決定，理由並非不信她，而是同裕無權替任何軍隊創設無限責任。周敬和則寫道，總號可以不認作商債，卻不能把親見者的證言降成「無憑」；若規則永遠只承認能寫番號、蓋公章的人，中立便天然站在有字的一邊。

林維清沒有把三地合成一冊「南方亂款」，而將農婦口述、周敬和異議與總號拒付理由放在同一頁。周厚仁沒有命周敬安改判，也沒有准周敬和越權支付，只說這一頁往後不得改寫成「查無實據」。周敬和看著那四個被劃去的字，更確定自己要留在分號與商路現場，而不是回總號替一套完美表格辯護。

那名農婦沒有改變秋收起義的方向，周敬安也沒有因同情而創設軍隊債務。可歲末裝訂時，門板上的炭記、兩名婦人的證言與一家人的冬糧短缺，都與拒付理由留在同一頁。北方又傳來軍隊集結的消息，那一頁最終沒有付款，卻第一次讓沒有印章的人，沒有被帳冊寫成不存在。

正是：

三地烽煙分舊責，一江銀路待新征。
欲知北伐再舉、山東風雲如何震動天下商路，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