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裕

運籌未必在人巧，
厚德方為立業基。
莫恃一時多勝算，
長存誠敬是良規。

二次革命平息後，北京中央權力日益集中。民國三年一月國會被解散，五月新約法公布，總統權力與任期安排隨之擴張。袁世凱、段祺瑞、徐世昌、梁士詒各在軍政、政務與交通財政間用力，孫中山與梁啟超等人則從不同立場反對袁氏集權。櫃上送來的政府票，印信愈大，期限愈長，紙後卻不一定有收入。

一名與交通系熟商往來多年的掮客，先送來已有電報收入的三兩二錢短票，又帶來一張沒有實收的補助票，最後才攤開道路與車輛整頓長票，求借九兩六錢。公函稱已有一季交通收入，附中央核准字樣與銀行代收條款。喬信甫退回空補助，照辦三兩二錢短票；長票的收入表卻把同一筆二兩四錢季度路款，一次列作已收運費，一次又列作可用補助，紙上便長成四兩八錢。外借契約另有交通收入優先扣付條款，抄本只抄利率，沒有全文。

喬信甫在封套上寫「收入疑重、先取未明」。范敬之將兩欄二兩四錢圈在一處，道：「一期收入不能證多年，何況這一季還算了兩遍。」薛守正又把缺去的先取範圍寫在旁邊。周厚仁沒有否認異議，卻怕全退交通款，被人視作不懂新制度，也怕多年官商客戶轉往新式銀行。他沒有准足九兩六錢，只試作四兩八錢，另提少量準備；批准、反對與覆核各自具名留存。

首期電報收入真的進了專戶，三兩二錢短票也如數清償。掮客拿著清訖回單再來，周厚仁把它壓在四兩八錢長票旁。范敬之提醒，短票靠已收電報費，長票靠多年收入與不完整的外借順位；兩張票只是同一人送來，不是同一個還款根基。周厚仁仍沒有撤回批准。一張短票的成功，反使那頁缺失的契約看來不再那麼刺眼。

入夏後歐洲大戰爆發，日本出兵山東，遠洋匯價、保險與外債條件驟變。長票第一次付息時，專戶只有三兩一錢；外債先扣二兩二錢，國內票只分得九錢，承辦人另補一兩二錢。同裕合計收回二兩一錢，仍有二兩七錢未清。那行先取小字終於從抄本邊角走到櫃前，先拿走了每一枚應由誰先得的銀元。

范敬之要把二兩七錢全列高度疑帳。周厚仁認為長票尚未到期、專戶並非全無收入，只停止同類新增，把準備提到一兩六錢，餘一兩一錢仍列待收。四兩八錢資金繼續被鎖，上海只得縮減數宗實業短款。

周厚仁原想由第四代家庭準備先補一兩一錢，待交通款收回再還。羅雅嫻掌管的卻是內宅生活、子女教育與族中急難款。她看完原抄本、范敬之異議與先取條款，只問：「這一兩一錢若不回，是誰的錯？」周厚仁答由自己承擔，又說家款先墊，可以少縮幾筆實業短票。

羅雅嫻當著薛守正與周敦德的面拒絕畫押：「孩子的學費、內宅月用與族中急病，不替中央交通收入作第二層押品。真要認損，從你可分的家族資本裡認。」她無權決定長票追不追，卻握著真正能動的家款。兩人散議後沒有私下和解；周厚仁覺得她只守內宅，她則看見丈夫要用家款保住政治判斷的體面。

上海縮掉的短款沒有恢復。一家機器修配廠已有訂單和到貨零件，所求修機款只得一半，修理延誤，工人少領工資，買主又扣尾款；紙行的申請暫停，只得取消進紙並損失定金。交通長票尚未正式壞死，別人的機器、紙張與工錢已先替它付了代價。

外銀的完整條款隨後送到。匯豐買辦梁紹謙列出外債先取、匯率與最終追索；霍華德只認完整契約，不把「中央日後統籌」當付款人。范敬之比對後才看見，被省略的先取不只涵蓋一路收入，還包括若干補助與附加款。中國銀行的政府票亦有按期兌付，也有因機關補件、部分承認或收入另押而退回；張嘉璈在上海分行所做的是本行存兌與覆核。陳光甫於民國四年六月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先從日常存款與工商短票做起，仍有延付與買主倒帳，卻沒有拿多年政府長責和一季收入混在一張紙上。

二十一條交涉又使涉日訂貨改價、延期，甚至指定日資銀行結算。上海機器商已有訂金，也有人因熟識多年相信交易會照舊；契約一改，訂金與關係都保不住原條件。香港的王新鳴只收具名、來源和用途清楚的轉款，寫著「國體有變備用」而無收款人的款仍被凍結。萬春銀號多年地方官款則只收回一部分，董世衡再賣房產補存戶，舊承諾隨官員、稅源和機關一同散去。

民國四年，各處也完成交接。盧守信將北京印信、未清官商票與熟戶名冊交給喬信甫；郭泰和完成天津交接；章承海整理章記交接簿，東家印仍由他保管；馬思誠將建榮藥材號交給馬維安。新任從另頁開始，舊案卻仍留著前任的批語與時辰，沒有因換人而消失。

秋間籌安會鼓吹君主制度，各地勸進與反對言論並起。有人拿國體將變作政府債增信，聲稱帝制一立，鐵路、鹽稅與關餘皆能統一。喬信甫與范敬之均退回只靠新名號的長期公債申請。可是交通長票的既有錯誤，使周厚仁無法把總號視作始終清醒的旁觀者。它已因中央權力、熟商介紹與一季收入而批准過一筆不該那樣長的款。

周敦德此時只是退休顧問。他看過具名批准單，沒有替兒子分擔責任，只問：「你當時若不知道外約全文，為何不等？」周厚仁答：「我怕全退官款，會把看不懂新制度當作保守；又見短票已收，便把一筆小成績推成多年。」周敦德道：「承認不是因你全錯，是因你有權在疑處停下卻沒有停。日後若損失坐實，也只能由你和周家資本承擔。」

十月末，薛守正把交通長票與被縮實業短款放在同一案上。長票仍有待追款，也已有部分準備；旁邊則是機器修配廠少得的短款、工人欠薪、紙行取消的定金與延誤轉港款。長票尚未正式認損，它占住的現銀卻已在別人的訂單與工錢上留下結果。

交通長票案後，周厚仁只加幾條臨時限制：長責收入不得重複計算；外借全文未齊不得批准；東家特別准入若與掌櫃、總帳房異議相反，須另提準備並在次月重審。他沒有把自己的批准改寫成喬信甫的送案、范敬之的執行或外國契約的陷阱。帝號尚未宣布，西南反對聲浪已起；長票待追款仍未清，家庭準備也仍未進帳。這兩項未動的結果，使政治長票與內宅資本的界線再也不能只由東家一句調度決定。

正是：

權勢集中非銀聚，長票一誤眾商傷。
欲知帝制既行西南如何舉義，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