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回 先看臺灣，再學日本

1899 年 4 月，十二張去日本的船票在香港碼頭排成一列。

陳紹基抽出第四張，當眾撕了。

「葉文祺，印刷與機械。」

拿著行李來的叔父立刻抓住他手腕。

「人昨夜被清廷探員帶走。學費都付了，讓堂弟替去。」

「不替。」

「都是葉家人。」

陳紹基把撕掉的票塞回對方手裡。

「船位不是祠堂香火。誰學、學什麼、回哪間工場，是那個人的。」

幾個嘉應、大埔來的老人低聲說他把同姓看得太輕。

林雪琴站在旁邊沒有替他圓場。

這批名單兩週前已在新加坡先過林文慶的手。他沒有問誰祖籍哪一縣，先把十二人的工作逐個圈出來：教員、印刷工、機械學徒、商館通事。

「去日本可以。」他說，「但別又把南洋最會教、最會修、最會翻的人全借走，然後叫留下的人自己補洞。」

陳紹基問：「你要留幾個？」

「我不要配額。」林文慶把兩名正帶本地學生的教員劃回候補，「誰走，先把現在的課、病人、工場交給下一個人；誰拿公司學費，回來後把翻譯教材和實作課至少留一份給本地學校。人可以不回，知識不能只跟著一張日本文憑走。」

林雪琴因此才把每個船位都綁到一個具體的人、工作與回來後可交出的東西，而不是讓宗族臨時換上一個同姓的人。

「十一個先走。」

「去橫濱？」學生問。

「先臺灣。」

有人一臉失望。

「我們要學日本，為什麼先看殖民地？」

林雪琴把梁啟超寄回來的鐵路照片翻過來。

「因為東京會給你看它想讓你學的。先去看被它量過的人。」

船在基隆靠岸那天，鍾月蘭已等在碼頭。

她三十多歲，新竹客家人，父親戰後因重新測地失了兩塊田。她做過總督府翻譯，後來不肯替警察認人，離開官署，在私塾與商號之間教書。

學生一下船，她沒有帶去新式學校。

先帶去一塊田。

兩名日本測量員正在拉鏈尺。

田主老翁站在田埂旁，手裡拿的是祖父留下的買賣紙。紙上寫東至一棵樟樹，西至舊圳。

測量員問：「樟樹呢？」

「十年前倒了。」

「舊圳？」

「改過。」

「那照新測。」

老翁急得說祖墳還在那邊。

一名學生低聲道：「可是總要有準確界線。」

鍾月蘭聽見了。

她把測量員的尺拿起一端，放到那學生手裡。

「你們要學測量，可以。」

「嗯。」

「先記下誰有尺。」

學生看她。

「誰有尺，誰就能說舊界不算。」

另一個學生不服。

「那難道永遠用樹、用水溝？」

「沒有。」鍾月蘭說，「你學新的。只是別回南洋以後，看見一張漂亮地圖，就忘了誰被畫到線外。」

第二站才是學校。

課桌整齊，學生準時，日語、算術、衛生課都比很多南洋私塾完整。同行青年看得眼睛發亮，立刻問能不能買整套教材。

鍾月蘭沒有阻止。

「買。」

「妳不是反對？」

「我反對你只買這一半。」

她把一個臺灣學生叫來。

「你在家講什麼？」

少年用客家話答：「屋下講客話。」

「學校呢？」

「日語。」

「敢不敢在課堂講客話？」

少年先看老師，沒答。

那個想買教材的南洋學生不再追問。

第三站是鐵路。

火車一來，糖、樟腦、米、人都快了。

日本警察也快。

鍾月蘭帶他們在一個小站下車，剛好遇見警察按戶籍查一名不在村裡的青年。

母親說兒子去做工。

警察問去哪。

母親說不知道。

警察便拿出村中登記冊，一戶一戶問。

同行學生看得發冷。

「新加坡若有這種冊，找失蹤人很方便。」

鍾月蘭問：「躲人呢？」

「什麼？」

「若你今天要找的是逃債工，方便。若警察找的是不想被抓的人，也方便。」

「那到底要不要？」

她看著火車離站。

「你們來學，不就是因為沒有人替你選？」

在臺北，後藤新平的人安排他們參觀衛生、學校、報館與總督府統計。

一名官員把人口、疾病、土地、產量圖表攤得很漂亮。

「治理先從調查開始。」

陳紹基問：「不答呢？」

「什麼？」

「村民不答。」

官員笑了。

「國家總有辦法知道。」

這句話讓陳紹基整晚沒有睡。

第二天，他原本只準備把學生拆去東京、橫濱、大阪、長崎，不讓一所學校或一家商社把所有人都收走。

現在又加一條。

每人除了技術筆記，另交一本「臺灣簿」。

不是心得。

只記具體的人。

哪一塊田因新測改了主人。

哪一個孩子在學校不再講家裡的話。

哪一戶因道路變快而賣得更多。

哪一個人因同一條道路更快被警察找到。

同行青年笑：「這是叫我們學日本，還是替臺灣告狀？」

陳紹基道：「兩個都不是。」

「那是什麼？」

「免得你回去只剩佩服。」

到了東京，佩服還是來了。

機器、印刷、報刊、學校、軍隊、商社，全都比南洋那些分散商館快得多。

梁啟超在日本辦報著述，見到學生第一句就問：「臺灣看了什麼？」

有人說鐵路。

有人說土地調查。

有人說警察。

梁啟超笑道：「國家若沒有這種力量，怎麼和列強爭？」

鍾月蘭寄來的新信正好當日到。

陳紹基把信遞給他。

裡面寫一戶新竹客家人因地契證明不足，田被重新處理，父子正吵要不要進官署做事換回一部分。

梁啟超讀完，放下。

「那不是說不要國家。」

「我也沒說。」陳紹基道。

「你怕力量。」

「我怕學會力量，忘記力量先壓誰。」

幾天後孫中山也來。

他不問土地。

先問學生裡誰懂印刷、爆破、船。

陳紹基笑了。

「梁先生要他們做國民，你要他們做革命。」

孫中山回：「你要他們做蘭芳人？」

「我先讓他們自己選兩年後回哪裡。」

「兩年後中國可能已經變了。」

「所以更不能今天替他們簽一輩子。」

正式十一人被分散到四城。

後藤新平方面希望拿南洋商號、學生家族與貨路的完整名冊，交換更多學習位置。

陳紹基只交眼前十一人的學習與聯絡。

「日本要南洋市場。」

「我們知道。」

「你們也要日本技術。」

「對。」

「那何必彼此藏？」

陳紹基看著總督府來人。

「因為你們剛剛教我們，調查是治理的第一步。」

對方沒有笑。

兩個月後，葉文祺獲釋。

他自己搭船到日本，沒用原船位，先靠同鄉介紹進印刷所。

陳紹基找到他，要他補簽兩年與回程。

葉文祺直接問：「你們在我被抓那晚就把票給別人。現在憑什麼管我？」

「因為你現在用我們找到的印刷所和訂單。」

「那就算交易。」

「可以。」

「不算學生？」

「不算。」

「家庭津貼？」

「沒有。」

「回程？」

「自己。」

葉文祺看了他很久。

「好。」

自由多了。

保障也一起少掉。

1900 年，義和團與列強戰事爆發。

清廷要求海外捐輸、召人才。

日本商社則要這批會中文、懂南洋的青年留下，替它們做對華出版、採購與區域市場。

十一名正式學生第一次不用公司替他們討價。

他們自己選。

四個回南洋。

三個去中國省級工場與學堂。

兩個留日本商社。

一個失聯。

一個病死。

陳紹基看完名單，沒有把「未歸」寫成違約。

只叫人把那個病死學生的臺灣簿寄回他母親。

母親是檳城客家婦人，不識字。

她叫人一頁一頁念。

念到新竹那戶失田人家時，她忽然問：「我兒子到底去學機器，還是去學別人的苦？」

念信的人答不出。

1901 年，清廷新政開始，各省又來搶教材、機器、回來的人。

日本商社也送更好的條件。

陳紹基沒有替十一個人再做一次統一分配。

他只把幾只從日本帶回來的木箱打開。

第一只，印刷字模。

第二只，機器零件。

第三只，學校課本。

第四只，是那些學生在臺灣記下的地界、警察、學校、道路與人的簿子。

有人伸手先去拿機器。

陳紹基把第四只箱推到最前面。

「先看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