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回 學生可以罵公司

1919 年 9 月，新加坡一所新辦中學開學第三天，校門上的捐款人名牌被一塊粗布整面蓋住。

最上方原本刻著陳嘉庚、幾家華商銀行與蘭芳商館，下面才是碼頭工人、醫舍、家長與夜校的一串小額捐款。學生沒有砸牌，只是不讓人看。

陳嘉庚走到門口時，帶頭的黃玉梅正站在梯子上打最後一個結。

「我的名字不好看？」他問。

黃玉梅低頭看他。「太大。」

「錢也是我出的比較多。」

「所以名字可以比較大。不能大到像學校是你的。」

圍在旁邊的學生笑出聲。

黃玉梅十九歲，父親是碼頭搬運工，1916 年工資票買不到米時就在秤臺罷過工；母親替鍾慧蘭的醫舍洗衣、照護病人。家裡過年照祖母留下的客家法子蒸粄、敬伯公，平日說的卻常是華語、福建話與英語混在一起。她是家裡第一個念到中學的人，原本已有人替她安排畢業去華商銀行做文書。

她最氣的正是「安排」。

陳嘉庚沒有叫人把布扯下來。他只問：「企業不出錢，明年老師薪水誰付？」

「先把帳給我們看。」

「看了妳會付？」

「至少能看懂，到底是學校需要公司，還是公司需要學校。」

這句話把陳嘉庚惹火了。

他回商館後直接在人口教育委員會上說：「我出錢養一批會罵我的人？」

林文慶坐在對面，反問：「你想養一批只會謝你的？」

李光前也在。他不反對學生罵人，反對的是公開帳目。

「教師薪水可以公開，校舍可以公開。銀行授信、土地抵押、跨港捐款不要。」

黃玉梅被准許進會旁聽，聽到這裡忍不住說：「所以你們要公開我們畢業去哪裡，不公開誰從我們畢業賺到什麼？」

李光前看了她一眼。「妳還不是股戶。」

「那你們就別叫這間學校公共的。」

屋裡安靜得只剩吊扇聲。

宋旺相把學校原來的信託文件也帶來。他最先支持的不是學生或出資者，而是把爭議留下可追責的程序：「要公開帳，就連董事誰反對、為什麼反對一起公開。否則只看得到花多少錢，看不到誰在決定。」

市政委員陳謙福關心的又是另一層。他能替學校接道路、排水、衛生與診所協調，卻不願市政資源只替一間企業學校抬地價。

「校門外那條溝若用公帑修，」他說，「附近不是蘭芳戶的人也要能用醫舍、夜課和通路。你們要公共資源，就不能只收自己將來要雇的孩子。」

陳嘉庚沒有同意把招生權全放開，但接受把夜課、診所與部分獎學金列成不看公司關係的公共名額。公司因此拿到更好的市政接口，也第一次必須讓自己出錢的網服務一批未必替蘭芳工作的人。

這不是一場年輕人對老人家的簡單衝突。陳嘉庚真正擔心的是，學校若完全脫離企業，第一場橡膠價格下跌便可能停課；林文慶擔心的是中國政黨、殖民官署與方言會館都在搶學生，蘭芳若退出，下一代會被別人直接接走；李光前則不願公司投資多年後，連校地與專業人才入口都由一群沒有出資責任的人決定。

黃玉梅也沒有一個漂亮答案。

她只說：「先讓學生有權把你們做的事說出來。」

館議沒有表決「言論自由」。它做了一個更麻煩的交換。

第一，學校收支、教師薪餉、主要捐款與畢業去向每年公開；第二，學生可辦刊物、批評公司、殖民政府、中國政黨與會館，只要署名並自己承擔法律責任；第三，捐款人不能指定學生畢業去哪裡，也不能私下叫教師替企業分人；第四，校地出售、停辦與重大借款仍須受託人與主要出資者共同同意。

黃玉梅看完說：「最後一條還是你們可以掐住學校。」

林文慶答：「也讓妳們不能哪天熱血一來，就把校地送給一個政黨。」

「那至少把誰反對寫出來。」

這一句被加進去了。

隔日，學生自己出的第一份校刊便把捐款、薪餉與近三年畢業去向印了出來。大多數畢業生確實進了蘭芳相關銀行、工場、醫舍、報館與學校。

標題只有一句：

「不是包分配，為什麼大家都分到同一個地方？」

陳嘉庚讀完，把報紙折成四折。

「寫得很難聽。」

黃玉梅問：「哪裡錯？」

他看了很久，最後說：「數字沒錯。」

殖民教育官員很快來查，問校刊是否鼓吹反政府；中國領事館則批評學校只談新加坡工資與土地，不談中國國民責任。幾個方言會館也開始提高獎學金，要求學生回到各自籍貫網絡。

蘭芳因此發現一件很不舒服的事：學生真的能罵公司後，也就能被所有人爭取。

李光前主張收緊，至少政治刊物不得進校。林文慶反對。

「你一禁，中國政黨就說我們替英國禁；英國又會說我們藏秘密政治。讓它們進來，但不准拿學生名冊。」

最後形成一條很窄的界線：政治文章可以進校，招募名冊不能和學生檔案合併；學生可以參加活動，校舍不得成為任何政黨唯一據點；殖民官署若要學生姓名，必須逐案提出法律理由。

陳嘉庚則做了更現實的事。他把戰時港地與部分企業收益切出一塊固定教育基金，不讓任何一家企業因被罵就把整年教師薪水抽走。作為交換，蘭芳與合作企業取得「優先公開招聘」：所有職缺、工資、期限貼在校內，學生自願應聘，教師不能私下分配。

黃玉梅畢業時，華商銀行給她的薪水比學校高一倍。

陳嘉庚問：「還是不去？」

「不去。」

「妳以後不要說公司沒給選擇。」

黃玉梅把聘書折起來還他。「有第二條路才叫選擇。現在只是你們把門打開，路還是你們鋪的。」

她留校辦夜班課，薪水仍來自港地收益，校刊仍用古友軒的機器印。她沒有離開蘭芳的資產網，只取得不進它辦公室的權利。

1920 年後，新加坡、檳城、馬六甲幾所跨方言學校開始換教師、課本和學生。客家孩子不再只進客屬學堂，潮州、福建、廣東、海峽出生者也坐到同一間教室。有人擔心客語、籍貫與祭祀會因此消失；陳嘉庚反而要求保留各家語言課與地方史，但共同課程必須有英語、馬來語、商業、機械與公共衛生。

「客家若只能靠不讓孩子和別人坐在一起才留得住，」他在館議說，「早晚也留不住。」

這句話讓幾個老客籍股戶很不高興。

黃玉梅更不買帳。「那公司呢？是不是也要讓孩子知道，蘭芳不是客家人的天公？」

陳嘉庚看了她一眼。「妳不是天天在教？」

1921 年，她真的把一篇批評碼頭低薪的文章送進校刊。公司首事要求刪掉，理由是數字沒算福利與米糧；黃玉梅拒絕。林文慶最後裁定原文照登，公司回應放同一期，不准靠捐款撤稿。

「學生可以罵公司」很快變成學校最愛宣傳的一句話。

學生也很快發現，最難罵的根本不是一句政策，而是土地、採購、獎學金與工作。文章能說倉租太高，下期紙張仍由公司採購；可以罵銀行，畢業後最穩定的工作仍在那些銀行。

1921 年林文慶赴廈門大學任事後，學校第一次發現，過去那個能在陳嘉庚、商館與學生之間當面壓住爭議的人不在新加坡了。1922 年初，因教育基金董事想修改章程、增加大額出資者的席位，他專程從廈門返星參加控制權會議。

陳嘉庚問得很直接：「固定基金是企業收益出的，為什麼出資者不能多一席？」

林文慶答：「可以多一席，不能多到學校只剩出錢的人互相監督。」

宋旺相把信託條文翻到受託責任那頁。「若董事能靠加錢改成自己過半，前面寫的公開帳目和學生批評權都只是租來的。」

三人最後沒有把企業趕出學校，也沒有把學校交給企業：新增一席出資者，同時新增一席教師與一席家長；任何一方都不能單獨改校地、借款與學生資料規則。

1922 年初，學校開始討論另一件事：學生到底該填自己是中國人、英屬臣民、荷屬居民，還是本地出生者。林文慶認為法律身分不能不管，否則下一次土地、牌照或政治限制來時，家庭會一起被捲走；黃玉梅反對十幾歲就替孩子把未來國籍寫死。

兩人正吵著，校務室送來一張新文件。

那不是學生表格。

是一張武吉布朗的安葬許可。

死者欄先寫好了「郭文海」，但郭文海還躺在病床上。

黃玉梅拿著那張紙去找林崇文。

「你們現在連死人也要先安排？」

林崇文把許可接過來，沒有否認。

「等家裡哭起來，所有人都會照舊路走。」

黃玉梅盯著他。

「那你們只是比家裡更早替他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