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回 工廠換手不熄燈
1971 年 4 月,檳城一座塑膠零件工廠的主軸承碎裂時,新任馬來董事阿茲曼・本・奧馬爾(Azman bin Omar) 站在停下的生產線前,手裡只有一張名片,沒有一個供應商肯接他的電話。
阿茲曼先打給新加坡供應商。
電話那頭聽完型號,只問一句:「林先生在嗎?」
「哪一位林先生?」
對方沉默了一下。
「林國雄先生。這個帳戶一直由他確認。」
阿茲曼低頭看自己的名片。
「我是執行董事。」
「我知道。」
「那你跟我報價。」
「可以報。出貨要林先生確認信用。」
「公司股份已經改了。」
「我們的信用紀錄沒有改。」
電話掛掉後,林國雄就站在門口。
「給我。」
阿茲曼沒有把話筒遞過去。
「兩天。」林國雄說,「我一通電話,原廠軸承兩天到。你要證明什麼,等機器開了再證明。」
阿茲曼看著他。「如果每次機器停,都要你先打電話,我這張名片印來做什麼?」
林國雄回得很快:「讓政府看。」
這句話太快,連他自己都停了一下。
事情其實兩年前就被人問過。
1969年檳城政權易手後,王保尼已離開首席部長位置,卻仍坐在蘭芳馬來西亞政治股東的桌邊。新經濟政策尚未正式落地時,他先把一疊準備換進馬來董事的公司名冊推到林國雄面前。
「我問一個很土的問題。」
林國雄看他。
王保尼改用客語說:「軸承壞了,打給誰?」
「什麼?」
「股份給馬來人,董事給馬來人,招牌也換馬來文。軸承壞了,供應商最後還是等你一通電話——那到底換了什麼?」
林國雄也用客語回他:「信用不是一張政策令。林家三十年付帳、退貨、保固,才換到對方先出貨。你今天叫我交,明天他就信阿茲曼?」
「不會。」
「那你還問?」
「因為總要有第一次不靠你。」
林國雄笑了。「你剛下台,就這麼急著替新政府教我交權?」
王保尼沒有動氣。
「正因為我下台了,才知道一張職位紙能多快失效。」
老客家股戶在旁邊敲了敲茶杯。
「王保尼問得對。客家人最會把生意藏進家族電話,亂世時救命,太平時也最難交出去。」
林國雄說:「你們要我把三十年信用一次送人?」
「不是送。」王保尼說,「下一次出現關鍵採購,三十天不用你的簽名。你可以說話、可以提醒、可以反對;不能替新董事按最後那個印。」
「失敗呢?」
「失敗就把失敗人的名字留下。」
「客戶走呢?」
「蘭芳先墊一筆有限信用。」
「所以最後還是蘭芳的信用。」
王保尼看著他。
「對。先把『只能靠林家』拆成『先靠蘭芳過橋』。下一步再拆蘭芳。」
林國雄冷笑。
「你們很會把自己的控制叫過橋。」
「所以只給三十天。」
那項決議當時沒有啟動。
直到眼前這只主軸承碎掉。
技術主管林志華拆下碎片。他四十歲,父親做過船修,自己從模具學徒做到主管,熟悉機器震動、塑膠溫度與每一家外國供應商。舊家族一直把他當可靠技師,卻不讓他看價格與合約;新董事又把他視為舊勢力的人。機器停下後,兩邊第一個要他做的都是證明自己忠於誰。
「原廠軸承最快。」他說,「但不是唯一。」
檳城有一家小型機修廠能加工接近尺寸的軸套,配合一只本地市場買得到的標準軸承,也許可以讓生產線以較低速度運轉。這個辦法沒有原廠保證,若偏心或過熱,整根主軸都可能報廢;成功則表示阿茲曼與本地技術人員第一次不必借舊家族的供應商便能讓工廠開機。
阿茲曼問誰能批准採購。帳房回答,超過一定金額仍需林國雄簽名。銀行帳戶也有兩把印鑑,新的馬來董事只有其中一把。
工人開始聚在停線旁。印度裔領班塞爾瓦姆・拉朱(Selvam Rajoo) 說,管理層可以慢慢討論股份,計件女工今日已沒有工資。若用本地替代品,必須先讓工班有權在機器震動異常時停線,不准董事為了證明換手成功逼人繼續做。
中午,蘭芳商館的人把股戶總會兩年前那張決議送到廠裡。
王保尼的名字還在最下面。
林國雄看完第一頁就把紙摔回去。
「不算。」
阿茲曼問:「為什麼?」
「這不是董事會決議。」
「是蘭芳股東條件。」
「蘭芳不是馬來西亞法律。」
「但銀行擔保是它的。」
「所以你現在只是把我換成蘭芳。」
王保尼從後門走進來。
「先換掉一個,再談下一個。」
林國雄盯著他。「你還真來看我出醜。」
「不是。」
「那來做什麼?」
「看我兩年前那句話敢不敢真的用。」
三十日從這一刻開始。
舊家族簽名不能用在採購、發薪、品質放行與交貨;林國雄仍保留董事席位、股份與技術發言,不准被趕出工廠。蘭芳只墊一筆有上限的過橋信用,三十日後自動停止。
消息送到吉隆坡,敦阿都拉薩第一個問的不是軸承。
「如果新董事連發薪都要舊華商蓋章,政策改的是什麼?」
陳修信當場反對把事情做成政治表演。
「你今天宣布舊簽名三十日無效,銀行明天會問其他華商公司是不是也能突然切掉舊擔保。商業信用不是拿來做示範的。」
阿都拉薩回他:「掛名董事也不是。」
坐在另一邊的東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 Hamzah)把阿茲曼那份董事名冊翻到銀行授權頁。
「不要替他永久保。」
陳修信看他。
「你什麼意思?」
「給一筆有上限的橋。如果三十天後還不能自己發薪、採購、交貨,就不要再說這是土著進入企業。增加機構持股也好,換管理人也好,至少別拿一個馬來名字替舊控制遮雨。」
陳修信皺眉。「失敗的企業不是政策教材。工人會失業。」
阿都拉薩說:「所以才不能一次全國做。先看這一間。」
王保尼一直沒有插話。
陳修信轉向他。
「你是華商、也是客家人。你真支持把林家的信用切掉?」
王保尼說:「我支持把它變成選擇,不是命。」
「三十年關係怎麼變成選擇?」
「先有一次不用。」
電話那頭的林國雄聽見了。
「好。」他說,「那就一次都不要用。軸承壞死,別回來叫我補簽。」
阿茲曼把自己的名片放到採購單簽名格旁。
「本地替代要多少錢?」
林志華報了數字。
「多久?」
「今晚能做軸套,明天試轉。」
「保證?」
「不保。」
阿茲曼拿起筆。
「你不保證,我也不保證。但今天若還用林先生的電話,這間廠以後所有失敗都會寫我的名字,所有成功還是他的。」
他簽下去。
銀行仍拒付:新董事少一把舊印鑑。
蘭芳按那張兩年前的決議墊出第一筆錢。
會計問王保尼:「列誰的債?」
「新管理層。」
阿茲曼抬頭。「所以我第一個真正權力,是欠你們錢?」
王保尼看他。
「對。」
「很像蘭芳。」
「你現在才知道?」
小機修廠連夜加工軸套。
林志華量主軸時,塞爾瓦姆把無關工人全部趕出危險區。
一名計件女工不肯走。
「今天停線算誰的?」
阿茲曼說:「公司。」
「明天薪資單也這樣寫?」
「寫。」
她指著那只還沒裝上的本地軸套。
「你們要證明董事真的換了,不要拿我們的工資證明。」
塞爾瓦姆看著阿茲曼。
「聽見了?」
「聽見。」
「那我再加一條。試轉有異響,我按停。你不能說『再五分鐘』。」
阿茲曼問:「如果客戶就在電話上等?」
「讓他聽機器死。」
凌晨兩點,第一只本地軸套裝進去。
林國雄站在門外。
「油道太窄。」
林志華抬頭。
「你怎麼知道?」
「原廠那一批熱起來會吃油。你這個再窄半分,三成轉速就升溫。」
阿茲曼問王保尼:「他能不能說?」
王保尼回得很快:「當然能說。禁的是簽名,不是嘴。」
林國雄冷笑。「謝謝你准我講自己的機器。」
林志華把現場簿推過去。
「那就寫。」
「寫什麼?」
「你說油道太窄。」
「我不簽採購。」
「這不是採購。」
林國雄盯著他,最後在『技術建議』旁簽了名字。
油道重新開槽。
第一次試轉只到兩成,五分鐘後溫度仍往上。
阿茲曼下意識說:「再看一下。」
塞爾瓦姆直接按停。
整座工場一下安靜。
阿茲曼轉頭。
塞爾瓦姆的手還壓在紅鈕上。
「你剛才答應的。」
阿茲曼臉色很難看。
「我只說再看一下。」
「五一三之後每個人都說只是一下。」塞爾瓦姆說,「股份一下、名字一下、工資一下。機器不懂。」
林志華拆開軸套,發現配合面一側有亮痕。
第一只失敗。
林國雄沒有說『我早說過』,只看了一眼主軸。
「還沒傷。」
林志華問:「第二只怎麼改?」
「你問我?」
「問。」
「你不是要不用我?」
「不用你的簽名,不是不用你的腦。」
兩人蹲在地上重新量。
第二只軸套改了油槽和配合面。
清晨再啟動,兩成、三成、四成。
溫度慢慢上去,最後停住。
塞爾瓦姆的手一直沒有離開停線鈕。
兩個時辰後,先做二十件。
品質員量出兩項偏差。
林志華改模具壓力,再做。
中午以前,工場只恢復六成速度。
美國買家電話裡只說一句:「政治不是延誤理由。」
阿茲曼回他:「所以我不講政治。第一批先二百件,新的交期我簽。」
「林先生呢?」
「在旁邊。」
「他同意?」
阿茲曼看向林國雄。
林國雄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
「你問錯人了。」阿茲曼說。
他簽下品質放行。
發薪日,銀行又把單退回來。
「少舊印鑑。」
阿茲曼把單推回去。
「三十日不能用。」
銀行經理說:「那就三十日後再發。」
塞爾瓦姆站在門口。
「你可以跟工人說。」
經理沒抬頭。
「這是公司內部安排。」
「餓肚子也是內部?」
阿茲曼把三個袋子放到桌上:工廠現金、國家機構臨時資金、蘭芳剩餘過橋額度。
「先工資。」
會計問:「董事酬金?」
「後。」
「股東款?」
「後。」
塞爾瓦姆又說:「停機兩天算公司故障,不准全扣計件。」
阿茲曼看他。
「你現在每件事都要加一條?」
「因為你們每換一次主人,都有人先叫工人等。」
阿茲曼點頭。
「寫。」
三十天裡,供應商還是常問林國雄在不在。
阿茲曼每次都說:「在。你可以跟他聊天,訂單跟我談。」
有兩家直接掛電話。
第三家看到第一批貨確實由阿茲曼簽放、銀行也開始接受新授權,才報第一個直接價格。
林志華則把供應商名單攤給新採購組。
一名年輕經理伸手要整本拿走。
林志華按住。
「抄。」
「為什麼不能給?」
「因為裡面有我的判斷,不是只有電話。」
「公司付你薪水。」
「所以我會教。不是把腦袋當附件交給董事。」
第三十一日,林國雄照樣走進董事會。
沒有人撤掉他的椅子。
阿茲曼把三樣東西放在桌上:碎裂的原廠軸承、本地加工的第二只軸套、第一張由自己簽署的交貨單。
林國雄先拿起那只碎軸承。
「所以現在證明我多餘?」
阿茲曼說:「沒有。」
「那三十天在演什麼?」
「證明你不是唯一。」
林國雄看向王保尼。
「這就是你要的?」
王保尼說:「一半。」
「另一半?」
「有一天蘭芳的擔保也不是唯一。」
林國雄笑了。
「那你最好活久一點。」
「不用。」王保尼說,「下一個人應該也要問。」
幾天後,王保尼把這次停機紀錄帶去見林蒼祐。
兩人在檳城政治上已經是前後任,沒有理由因一只軸承突然變成朋友。
林蒼祐看完,只問:「工場真的兩天沒有用林家的簽名?」
「三十天。」
「蘭芳有墊信用。」
「有。」
「所以還不算本地完全自己來。」
「本來就不是。」
林蒼祐把報告翻到塞爾瓦姆按停那一頁。
「這個我比較有興趣。」
「為什麼?」
「外資現在來檳城,最愛說本地人可以操作,不可以開機箱;可以生產,不可以修;可以對產量負責,不可以碰保固封條。」
王保尼說:「怕技術外流。」
「也怕責任外流。」
他把碎軸承推回去。
「如果下一批電子廠來,我要問一條:外籍工程師不在時,本地人到底能不能把機器救回來?」
王保尼問:「你要寫進招商條件?」
「先找一臺真的壞給我看。」
王保尼笑了。
「這句很像蘭芳。」
「我不需要像你們。」林蒼祐說,「我只需要工廠別因一張外國人的保固紙停三天。」
1972年前後,峇六拜的新工業區開始迎來一批電子外資。
其中一條封裝線的除濕機很快故障。
紅色保固封條橫在機箱螺絲上。
鄭麗珠拿著螺絲起子站在旁邊。
外籍工程師說:「封條一斷,保固作廢。」
她沒有放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