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回 兩張調令帶不走四個人

1975 年 3 月，西貢港一艘蘭芳商船準備離岸時，林文強一家四口只有兩個名字在登船簿上。

第一個名字是林文強，四十八歲，堤岸 (Chợ Lớn) 一座冷藏與發電設備修理所的技師。蘭芳檳城工場需要他維護柴油發電機，調令上寫著住房、工資與六個月合約。第二個名字是長女林玉蘭，二十四歲，在西貢醫院做護士，新加坡一所醫院願意接收她，調令同樣附有床位與薪資。

母親趙美鳳沒有工作調令。她二十多年照顧家庭，也照顧臥床的婆婆陳阿月；七十六歲的老人半身癱瘓，更不在任何企業與醫院願意預先承擔的名冊裡。

這不是公司來不及補文件。巴黎和平協定 (Paris Peace Accords) 後，美援、燃料與城市信用一路縮減，蘭芳早在戰局全面崩潰前便開始抽走能重建工業與醫療的人。五城接力已證明，技師可以送檳城，護士可以送新加坡，客戶與付款留在另一座城市；公司因此主動把家庭拆成職位，認為只要父女先離開，日後再以工資與親屬關係申請其他兩人，比一次替四人找同一落腳地容易。

公司還安排了一只發電機木箱隨船前往檳城。那台柴油機原屬西貢一間蘭芳合作冷藏庫，戰局惡化後被拆下，準備作為檳城新廠的備用電源。林文強熟悉它，蘭芳要的是人與機器一起離開；只要兩者抵達，檳城便可少等半年。

港口承辦人把兩張登船牌遞給父女，說船位有限，母親與祖母可留在蘭芳在堤岸的臨時住處，待下一批安排。趙美鳳沒有哭，也沒有問下一批何時來，只把兩張牌接過來，沿中間各撕一道，再放回桌上。

「兩張紙帶不走四個人。」她說。

承辦人回答，若父女都不上船，名額會立刻給其他技師與護士。南越 (Republic of Vietnam) 政府正限制醫者、技師與外匯離境，美國使館也優先處理自己的名單；蘭芳能取得兩張調令已不容易。公司不是慈善船，不能讓沒有職位的人占用每一個工作船位。

林玉蘭看著港外的軍艦與運輸船。她知道醫院缺人，也知道若再留一月，自己可能連離開的選擇都沒有。新加坡職缺是真正的安全，不是口頭保證；她若放棄，另一名護士會接走，母親與祖母卻未必因此獲得位置。

「我去新加坡，爸爸去檳城，」她對母親說，「等領到工資，我們再想辦法。」

趙美鳳問：「祖母等得起嗎？」

沒有人回答。

林文強原本支持父女先走。他在修理所看過蘭芳如何把機器與人送往不同城市，認為家庭也可先保存最有能力的兩個，再慢慢重聚；這種想法不全是公司灌輸，戰爭使許多人學會先讓一部分人活下來。但他看見妻子把藥、布與便盆綁在老人的竹床下，才明白留下不是「等待」，而是把所有照護、糧食與下一次逃難交給一個沒有工資與交通的女人。

船長催促裝貨。發電機木箱正在吊臂下，箱重足以占去四個人的行李與臥舖空間；蘭芳承辦人說那是檳城工場已付過的資產，不能因一戶家庭改變貨單。

林文強走到木箱旁，摸到外殼上一處舊凹痕。這台機器在日軍占領末期便由他的師傅修過，戰後替冷藏庫、診所與市場冰房發電。蘭芳想把它和他的技術一起帶走，正因公司相信機器比沒有職位的家屬更容易轉成新城市的生產。

西貢醫院派來一名行政人員攔住吊臂。他說院內一台發電機已故障，停電時手術室與藥品冷藏都需要備用；南越政府不准把這台設備運出，除非林文強先留下完整拆裝紀錄與能接手的人。港口軍警也收到命令，技師與醫療人員離境前須證明沒有立即抽空公共設施。

蘭芳承辦人指責政府在最後時刻扣資產。行政人員回答，企業已先把最能修機器的人抽走，如今又要帶走仍能使用的發電機，留下的人連等待外援的電都沒有。

這項衝突正好給林文強一個選擇。他可以完成交接，讓發電機留在醫院，船上便空出足以安置趙美鳳與陳阿月的位置；蘭芳將失去一台設備，也失去把他直接送到檳城開工的速度。公司可以拒絕，父女仍按原調令離開，家庭則被拆開。

承辦人說，不准拿公司貨物交換私人家屬。林文強回答，機器原本就不是只替公司工作，它在西貢用過二十年；蘭芳把它列成資產，只因公司先把吊臂、船位與目的地準備好。

林玉蘭拿起自己的新加坡調令，走向另一名在碼頭等待的年輕護士。那女子姓范，帶著兩個弟妹，只有自己一個人的職缺。林玉蘭把調令交給她，說醫院可以接收同樣資格的人，自己將跟父親去檳城，到了那裡再找工作。

承辦人立即說調令不得轉讓。林玉蘭指著調令上的職務與資格：「你們要的是護士，不是我的名字。若名字比工作重要，就承認這不是救人，是公司挑人。」

她不是把名額送給完全無關的人。兩人曾在同一醫院輪班，資格可核對；新加坡醫院透過無線電確認願意更換。范姓護士接受後，仍只能帶走自己，兩個弟妹沒有因此獲得船位。林玉蘭的選擇沒有解決所有家庭，只把蘭芳原本準備分到兩城的父女，改成一家人必須選同一處落腳。

林文強則用四個小時畫出發電機油路、配線與常見故障，把在冷藏庫跟著林文強學修柴油機、平日負責抄油壓與溫度紀錄的年輕學徒阮明 (Nguyễn Minh) 帶到醫院機房，讓他親手啟動、停機與切換負載。蘭芳商館要求醫院簽收，明確寫出發電機留在西貢，不得事後說公司拋棄設備；醫院也要求林文強留下最後一次保養日期，不能只留下機器與一本無人看懂的圖。

吊臂把木箱從船邊放回碼頭時，所有人都看見蘭芳的撤離計畫少了一件最值錢的貨。空出的不是慈善席位，而是公司原本打算帶往第二工業中心的生產能力。

趙美鳳與陳阿月被抬上船。老人沒有正式護照，只有地方戶籍與醫院診斷；港口軍警不願放行，說癱瘓病人可能在航程中死亡，船公司將承擔麻煩。船長回答，若她留在岸上死亡，責任也不會因此變得乾淨。

曾任外交官並在 1973 年出任美國駐南越大使的格雷厄姆・馬丁（Graham Martin） 仍在避免過早承認南越即將失敗，美國撤離名單也沒有把這家人列入。軍人出身、1967 年起任南越總統的阮文紹則擔心人才與資產外流，要求每一名離境技師留下替代。這些高層利益沒有因一家四口改變；蘭芳只能利用商船、工作調令與已完成的設備交接，讓港口軍警缺少繼續扣人的理由。

一家四口最後都登上同一艘船，目的地改為檳城。林玉蘭沒有新加坡醫院床位，趙美鳳與祖母也沒有預先住房；蘭芳只同意在工場宿舍旁暫住一個月，之後由林文強工資支付。公司沒有建立一個能保證所有家庭的基金，只在一只發電機被留下後，接受這一戶不再被拆開。

船離港時，林文強站在甲板上，看見醫院卡車把木箱運走。他知道自己到檳城後要從沒有備用發電機的工場開始，也可能被公司責怪拖慢投產。趙美鳳則問，若檳城不讓祖母長住，下一次是不是還要用別的機器換床位。

「不知道。」林文強說。

這句話比任何家庭保證更接近事實。蘭芳可以因利益接受一戶完整離開，仍會優先挑有工作、學校、醫療或親屬證明的人；沒有任何調令、沒有設備可交換、沒有企業看中的家庭，仍留在港口外。

抵達檳城後，林文強進工場，林玉蘭先在診所做臨時護理，趙美鳳照顧祖母並替宿舍家庭煮飯。公司得到一個完整家庭帶來的穩定勞力，也取得比拆散父女更長期的依附；四人得以一起生活，卻把住房、醫療與工作全部交到同一家企業周圍。

西貢沒有因他們留下發電機便恢復。1975 年 4 月，戰局迅速崩潰，城市仍在短時間內易手。醫院至少在幾次停電中保住手術與藥品冷藏，阮明也能啟動那台機器；這項交接沒有扭轉戰爭，只使蘭芳撤走人才時，沒有把所有能運作的東西一併抽空。

同月，金邊 (Phnom Penh) 傳來更壞的消息。紅色高棉 (Khmer Rouge) 逼近，政府命令、貨幣、醫院與市場很快都可能失去意義。那裡沒有四個小時交接，也沒有一艘商船能安靜等一家人決定。蘭芳已派卡車去取一台醫院抽水機和幾名技師，城市卻即將被命令所有人步行離開。

西貢的一只發電機可以換回兩個家屬位置。金邊眼前的問題更殘酷：當整座城市都不能留下時，還有什麼值得先裝上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