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浪漫黛妃有淡淡的愁

九月的巴黎還有一點夏天的亮。

塞納河上的光被風揉碎，遠處的 Eiffel Tower 從屋頂之間升起來。公車沿河走，橋上有人停下拍照，咖啡館把桌椅一路排到人行道邊。

我是在 Grand Palais 外面遇見黛安娜的。

她站在台階下，看著一群剛從展覽裡出來的人。白襯衫，淺色長褲，短髮被風吹得有些亂。沒有人回頭看她。

「你在等人？」我問。

「沒有。」

她又看了一會兒入口。

一九九五年，她曾為 Cézanne 回顧展的開幕來到這裡。那次巴黎訪問裡，有人送給她一只 Dior 手袋。那時它還沒有後來那個名字。

「妳知道它後來叫什麼嗎？」

她看我手上的筆記本。

「你已經寫在臉上了。」

「Lady Dior。」

她笑了一下。

「有點不好意思。」

一個年輕女人從我們旁邊走過，手裡正提著同系列的包。黛安娜多看了一眼，卻沒有追上去。

「她不知道妳站在這裡。」

「這樣很好。」

Grand Palais 的玻璃頂在午後反著白光。當年的她從正門進去，有接待、有攝影機、有一整套應該站在哪裡、往哪裡看的安排。

今天她站在台階最邊上。

「巴黎還有別的地方嗎？」我問。

她沉默了一會兒。

「有。」

「哪裡？」

她沒有立刻回答。

「先去看最後一次。」

第二天下午，我在 Bois de Boulogne 再見到她。

Villa Windsor 藏在樹影後面。八月底的熱氣還黏在鐵欄杆與乾土上，車聲到了這裡已經很遠。

她站在門外，沒有靠近。

一九九七年八月三十日，她和 Dodi 抵達巴黎後曾來過這棟房子。停留不久，接著往 Place Vendôme 去。

「裡面還記得嗎？」我問。

「一點。」

她看著門。

「但現在是別人的房子。」

我們沒有進去。

車離開 Bois de Boulogne 往市中心走時，她一直看窗外。巴黎在午後車流裡一段一段出現：樹蔭、石牆、機車、紅燈、咖啡館的遮陽棚。

她沒有替我認每一條路。

到了 Place Vendôme 才叫我下車。

Ritz 的門面在廣場一側，石材被午後曬得偏暖。行李車從門口滑過去，門房替客人拉開車門，空氣裡有香水、咖啡和打過蠟的木頭味。

黛安娜站在柱廊陰影裡。

最後那天下午，她和 Dodi 從 Villa Windsor 來到這裡。

「奇怪嗎？」我問。

「什麼？」

「回來。」

她沒有看我。

「最後一天被記得太清楚，才奇怪。」

她往入口走。

地毯把腳步聲吃掉。服務人員推著行李經過，輪子在接縫處輕輕震一下。有人低頭看手機，有人正在等朋友。

她在一面鏡子前停住。

鏡裡只有走廊。

「妳那天下午也從這裡走？」

「大概是這一帶。」

她沒有去找珠寶店，也沒有問那只戒指後來被寫成什麼。那天下午去處理 Repossi 的是 Dodi。

她只是看了一眼飯店外的 Place Vendôme。

傍晚，我們從飯店另一側出去。

「去哪裡？」

「一號。」

「一號？」

「Rue Arsène-Houssaye。」

Arc de Triomphe 在街口一端露出一部分。公寓門前有人牽狗，有住戶刷門禁進去，樓上窗戶反著晚霞。

這是 Dodi 的公寓。那天傍晚，黛安娜和他確實回到這裡，也原本打算在這裡過夜。

我們只站在人行道。

「比飯店安靜。」我說。

她抬頭看窗戶。

附近餐廳的排風送來奶油、洋蔥和熱麵包味。一輛機車停到路邊，很快又走。

「本來應該更安靜。」她說。

她沒有再解釋。

天黑以後，我們重新上車。

街燈一盞一盞亮起來。車原本朝 Rue Saint-Martin 的方向去。

Benoit 那晚已經訂了位，也有人在等他們。

黛安娜靠著車窗，看了很久外面。

「妳沒有到過那裡。」我說。

「沒有。」

幾個路口後，她說：「回去吧。」

我沒有問她是不是想去看看那間餐廳。

車重新朝 Place Vendôme 開。

Ritz 第二次出現在夜色裡時，白天的廣場已經換了一批人。

她進去，沒有回頭。

飯店走廊很安靜。牆燈偏黃，厚地毯幾乎沒有聲音。

最後一餐是在樓上的私人空間吃的。

黛安娜沒有帶我去重演它。

我們在走廊停了一會兒。

「餓嗎？」我問。

她想了一下。

「有一點。」

「要吃東西嗎？」

她看向走廊盡頭。

「等一下。」

午夜過後，她帶我走向 Rue Cambon 的後門。

門外沒有等著重演的 Mercedes。

她站在出口，看著夜裡的街。

「走路。」她說。

我們從 Rue Cambon 往 Rue de Rivoli。

Place de la Concorde 到了夜裡仍然很亮。方尖碑四周的車流一圈一圈繞過去，濕過又乾的路面把紅色尾燈拖成短短的光。

那輛車當晚也經過這一帶。

黛安娜在廣場邊停了一下。

「我記得嗎？」她問。

「我不知道。」

她點頭。

沒有再逼我替她補上一段記憶。

我們往河邊走。

沿著塞納河往西，夜風開始有水氣。

樹影把路燈切成一截一截，河面偶爾閃過遊船的白光。旁邊車道的輪胎聲始終沒有停。

她走得不快。

這一次沒有攝影記者追在後面，也沒有車窗把街景切成一格一格。

「巴黎晚上一直這麼多人嗎？」她問。

「很多地方是。」

「很好。」

「為什麼？」

她看著一對坐在河牆邊分薯條的年輕人。

「沒什麼。」

再往前，Alma 的燈越來越近。

地下車道沒有任何值得浪漫化的地方。

混凝土、路燈、廢氣，車子進去以後，聲音被牆壁壓得更低。

我們停在安全的位置。

她看著入口。

我沒有告訴她哪一根柱子，也沒有替那幾秒鐘排出一條可以重新選擇的路。

「是在裡面？」她問。

「是。」

「我死在這裡？」

「沒有。」

她終於轉頭看我。

「妳被送到醫院時還活著。」

她看回車道。

一輛普通計程車進去，幾秒後從另一端離開。

她等到車尾燈消失才說：

「去醫院。」

Pitié-Salpêtrière 的夜晚是另一種白。

急診附近的燈照在地面，空氣裡有消毒劑、咖啡機、塑膠和夜班人留下的疲倦氣味。救護車進出時只有短短一陣聲音，很快又恢復平常。

她沒有試著進入病房。

只站在院區裡。

「我不記得。」她說。

「我知道。」

過了一會兒，她問：「最後是在這裡？」

「是。」

她低頭看自己的手。

沒有再問時間。

醫院入口有人推著輪椅出來，另一個人拿著紙杯快步穿過走廊。這裡每天都有別人的凌晨。

黛安娜看了很久。

然後說：「還有一個地方。」

我們回到 Alma 地面時，天快亮了。

Flamme de la Liberté 在河邊亮著金色。

它原本與黛安娜沒有關係。火焰是自由女神火炬的複製品，後來人們才開始把花、照片和留言留在這裡；再後來，旁邊那一小塊地方有了她的名字。

她站在幾束花前。

沒有伸手碰。

「一直有人來？」她問。

「一直有人。」

「照片也是？」

「也是。」

她蹲下來看其中一張，沒有去讀旁邊折起來的紙條。

「不看？」

「不是寫給現在的我。」

晨風把一條花束上的緞帶吹起來。

河對岸的燈開始一盞一盞失去必要，天空慢慢變灰藍。

黛安娜繞過火焰，走到人行道邊。

「Benoit 還在嗎？」她忽然問。

「在。」

她點點頭。

「那你去吃。」

「妳呢？」

她已經看向紅綠燈。

「我沒有去過。」

綠燈亮了。

她和幾個清晨過河的人一起走出去。

一輛公車從我面前經過。

車身離開時，對面只剩等下一個號誌的人。

第二天中午，我去了 Benoit。

只訂一位。

服務生帶我到靠牆的小桌。隔壁有人把麵包撕開，另一桌正在分一瓶酒。廚房送出奶油、肉汁和熱湯的味道。

我的對面沒有坐人。

服務生來收第二套餐具時，我才發現桌上原本放了兩份。

我吃完午餐。

離開時，門在身後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