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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希音村的製衣工價已降到一件 T 恤人民幣二至三元

  • 47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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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中文網走訪廣州被稱為「希音村」的服裝產業聚落時,記錄到一個很具體的變化:有製衣團隊在春節前還有三十多人,現在只剩不到一半;縫製一件 T 恤的收入只剩人民幣二至三元,比前一年少了大約一元。單看這個數字,很容易把故事寫成 SHEIN 把供應商壓得太狠,或者中國服裝業正在被低價競爭拖垮。但紡織與成衣有一段比任何平台都長得多的歷史,它幾乎從工業革命開始,就一直沿著一個方向在世界上移動:哪裡還有足夠多、足夠便宜、能被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勞動力,哪裡就比較有機會接住最勞力密集的工序。


這也是「世界工廠」和「血汗工廠」總是難以完全分開的原因。對一個剛開始工業化的經濟體來說,成衣、鞋類、玩具、簡單電子組裝的門檻低、吸收就業快、出口市場大,往往是把農村勞動力轉進製造業最快的方法。可是同一件事從工人角度看,就是長工時、低工資、單調工序與高度價格競爭。低成本製造帶來的繁榮,從一開始就包含一個矛盾:只要它真的成功,工資、房租、土地與生活成本就會上升,而這些上升最後會侵蝕當初吸引工廠進來的條件。


所以最值得問的,並不是 SHEIN 能不能永遠把一件 T 恤的縫工壓在兩三元,而是中國這個已經走過四十多年大規模工業化的經濟體,為什麼今天還能容納如此低價的勞力密集生產,以及當這種生產終於撐不下去時,原本依附在它周圍的工人、商舖、房租、供應商、銀行與地方財政,能不能順利找到下一個現金流來源。


紡織業從來沒有真正固定在某一個國家


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的英國棉紡業,把機械、蒸汽動力與工廠制度結合起來,建立了第一波現代紡織工業的巨大優勢;之後美國東北部也發展出大規模紡織與成衣產業。到了二十世紀,日本、香港、台灣與韓國先後利用相對便宜的勞動力與出口導向政策承接大量訂單,等工資上升後,又把更低階的工序逐步讓給中國大陸與東南亞。


這段歷史不是一條每個國家都完全相同的接力賽。技術、關稅、匯率、航運、政治風險與產業政策都會影響工廠去哪裡,紡紗、織布、染整和成衣縫製也不會同時搬走。但有一個規律非常穩定:越需要大量標準化人工、越難靠資本設備完全取代人的工序,對勞動成本就越敏感。


成衣特別明顯。布料是柔性的,同一條生產線要處理不同尺碼、版型、材質與款式,袖口、拉鍊、口袋、裝飾又讓工序快速變化。自動裁剪、數位打版、吊掛系統與倉儲自動化都可以省人,但最後大量縫製工作至今仍比汽車或半導體更依賴人手。這使成衣成為工業化初期非常好的就業吸收器,也讓它在所得提高之後成為最先感受到成本壓力的產業之一。


台灣的經驗就很典型。早期紡織成衣曾經是出口與外匯的重要來源,隨著工資上升,最勞力密集的成衣生產大量外移,但紡織業並沒有整個消失,而是有一部分往機能布料、化纖、材料研發與全球供應鏈管理移動。韓國、日本也走過類似的升級。這不是因為企業突然變得有理想,而是低價值工序如果無法再靠便宜勞工生存,留下來的企業只能提高生產力、提高產品價值,或者退出。


中國真正特殊的是它把低成本製造維持得非常久


中國沿海工業化的規模遠大於過去大多數亞洲經濟體。龐大的農村人口、戶籍制度下的跨區移工、完整的港口與高速公路、地方政府招商、從布料市場到鈕扣拉鍊的密集供應商,加上世界最大的製造業聚落,使得中國即使工資已經遠高於二十年前,仍然能在很多產業保有成本競爭力。


這裡最容易出現一個誤會:低成本不等於低工資。工資只是總成本的一部分。一家廣州工廠可能比孟加拉工廠支付更高工資,但它可以在附近幾十公里內找到布料、輔料、印花、打樣、機修、物流和熟練工人,訂單今天確認,明天就能調整。供應鏈密度把等待、溝通、最低訂購量與錯誤成本壓低,足以抵銷一部分工資差距。


SHEIN 的崛起正是建立在這種密度之上。小單測試、快速追單需要的不是單純最便宜的車縫工,而是一整片可以在很短時間裡同時回應的供應商網路。傳統品牌可能幾個月前下大單,SHEIN 則把市場測試直接塞進生產流程裡;款式先少量上架,賣得動再快速補,賣不動就停止。平台少承擔一點庫存風險,供應鏈則多承擔一點波動。


只要中國仍有足夠多願意接受這種工價與工時的人,這套系統就能繼續運作。當年輕人開始不願意進工廠、移工年齡上升、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問題才會真正浮上來。這也是為什麼「產業為什麼還沒升級」往往可以反過來問:舊模式是不是還找得到足夠便宜的投入,使企業沒有被迫升級?


平台把庫存風險拿掉之後風險並沒有消失


SHEIN 最重要的商業創新之一,是把服飾業長期存在的庫存賭博縮小。傳統服裝品牌要在流行真正發生以前決定款式和數量,猜錯了就折價、清庫存,猜少了又失銷。小單快反把一次大賭注拆成大量小賭注,平台可以用實際銷售訊號決定是否追單。


從平台的資產負債表看,這非常漂亮。存貨週轉更快、錯款損失更低、商品數可以更大。但整個系統的風險沒有憑空消失,它只是向供應商移動。工廠必須保留一些人、機器與排程彈性,才能在熱款突然出現時快速加單;同時又必須承受某些款式只做很小一批便停止的碎片化訂單。


如果平台一邊要求更快、一邊把單價壓低,供應商就會開始削減最容易削的成本:工價、人力、設備更新、品質緩衝與備用產能。短期看,平台採購成本下降;長期看,原本支撐「快」的能力本身可能被掏空。當一件 T 恤只剩二至三元縫製收入,真正的問題不是這個工價在道德上應該是多少,而是這個價格還能不能讓工人留下、讓工廠更新設備、讓老闆願意保留彈性產能。


這是供應鏈管理很常見的盲點。大企業可以用議價力把毛利從上游拿回來,卻不能要求一個長期沒有合理報酬的供應商永遠保持高品質、高彈性與低風險。供應商退出的速度通常比新供應能力形成的速度快。等到真正缺產能時,再提高價格也未必能立刻把熟練工、機器與協作網路叫回來。


供應商搬去越南也不代表中國供應鏈立即消失


近年已有中國服裝供應商把部分產能移往越南等地,關稅、跨境電商政策與成本都是推力。這很符合紡織業長期遷徙的歷史,但搬走一間縫製工廠,和搬走整條供應鏈是兩件事。


服裝需要布料、紗線、染整、印花、拉鍊、鈕扣、包材、設備、樣衣、品質管理與物流。中國多年累積的優勢,是這些環節可以在很短距離內密集協作。因此產能向東南亞移動時,常見的不是中國供應鏈被整段切掉,而是最後幾道勞力密集工序先移出去,中國仍提供材料、設備、資本、技術或訂單管理。


這也意味著成本遷徙會比地圖上的國境慢得多。一件衣服標籤從 Made in China 變成 Made in Vietnam,並不代表價值鏈已經完全越南化;同樣地,中國成衣出口份額下降,也不等於中國紡織工業就失去影響力。真正決定一個經濟體有沒有完成升級的,不是低階工廠有沒有搬走,而是它搬走之後還留下什麼。


如果留下的是布料研發、化纖、紡織機械、品牌、設計、跨境平台與供應鏈管理,那麼低階成衣外移可能只是所得提高後正常的產業分工。如果低階工廠走了,新的高生產力工作卻沒有形成,才會變成真正的發展問題。


產業轉移不會自動造成金融危機


把工廠外移直接等同於金融危機,同樣會把因果關係說得太快。日本、台灣、韓國都經歷過勞力密集製造外移,但產業遷徙本身不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金融危機通常還需要槓桿、資產價格、期限錯配、外幣債務、銀行資產品質或流動性等問題一起出現。


但產業升級太慢,確實可能成為區域金融壓力的起點。假設一個城市過去十年靠成衣工廠提供大量就業,工廠老闆買廠房、工人買住宅、商家依賴工資收入、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與企業稅收、銀行又把貸款建立在這些現金流持續存在的假設上。當訂單突然移走,最先下降的是工廠營收與工資,接著是租金、零售、房價與地方收入,最後才反映到不良貸款。


如果新的產業能迅速接住人與資本,這個過程只是轉型。如果接不住,原本看似只是製造業的問題,就會沿著房地產、地方財政與銀行信用擴散。真正危險的不是「紡織業走了」,而是一整套債務與資產價格仍然假設紡織業不會走。


這也是今天中國比二十年前更需要關心的地方。當經濟高速成長時,一個產業衰退常常可以被其他新產業的擴張蓋過去;當整體成長放慢、房地產本身又在調整,舊產業流失造成的地方就業與現金流缺口會更難被吸收。產業升級因此不只是工業政策問題,也和金融穩定、地方財政與社會保障連在一起。


升級真正困難的是時間差


每一個政府都喜歡說產業升級,因為聽起來像是把低價值工作換成高價值工作。但現實不會在同一天完成交換。成衣工廠今天少一百個工人,不代表明天半導體、機器人或軟體公司就多出一百個適合他們的職缺。勞工的年齡、教育、地點與技能都會造成轉換摩擦。


企業也一樣。一家做車縫二十年的小工廠,不會因為加工費太低就自然變成機能布料研發公司。升級需要資本、人才、客戶、研發與新的銷售能力。很多企業最後不是升級,而是退出;真正完成升級的往往是同一地區的新企業或少數有能力轉型的既有企業。


因此,判斷一個製造基地是否健康,不該只看出口金額還有沒有成長,也不能只看工資是不是夠低。更值得看的是低階工序退出的同時,勞動生產力有沒有提高、材料與設備能力有沒有留下、品牌和通路是否掌握在本地企業手上,以及金融體系能不能承受轉型期間的現金流空窗。


廣州的兩三元工價只是一個很小的訊號,但它把這個問題照得很清楚。當一個平台的低價奇蹟需要供應商繼續找到願意接受更低加工費的工人,這個奇蹟就有一個人口與所得的上限。工人一旦不再出現,企業就只剩三條路:自動化、升級,或者搬家。


過去兩百年,紡織業大多選擇三條路一起走。低階工序往下一個低成本地區移動,原產地保留更高價值環節,也有一批跟不上轉型的企業退出。SHEIN 不會改變這個經濟規律,它最多只能用更精密的數據、更快的訂單與更強的供應鏈協調,把那個臨界點往後推。


而當希音村開始找不到願意用原本價格接單的人,真正值得觀察的就不是 SHEIN 會不會把下一張訂單放到越南,而是廣州多年累積的工業能力,在便宜勞工逐漸離開之後,究竟會留下成為更高價值的產業,還是跟著訂單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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