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索比亞停火破裂揭開國家重建失敗的代價

2022年11月2日，衣索比亞聯邦政府與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在非洲聯盟斡旋下簽署普勒托利亞和平協議。那份協議確實完成了一件極重要的事：它終止了2020年至2022年間造成數十萬人死亡的大規模戰爭，也讓人道援助與基本公共服務重新進入提格雷。問題在於，停止戰鬥與建立和平從來不是同一件事。

2026年9月，這個差距終於被戰火重新揭開。TPLF與另外六個武裝團體宣布成立反政府聯盟，其中甚至包括在上一場戰爭中站在另一邊的阿姆哈拉Fano勢力；幾天後，提格雷部隊奪取提格雷三座機場，並把攻勢延伸到阿法爾與阿姆哈拉。這不是單純的停火違約，而是四年間沒有被解決的領土、武裝、地方治理與中央權力問題，同時重新回到戰場。

停火協議結束戰鬥卻沒有完成和平

普勒托利亞協議其實寫得相當具體。雙方同意衣索比亞只能有一支國防軍，TPLF武裝必須解除武裝、復員並重新融入社會；聯邦政府恢復對國際邊界、空域、聯邦設施與主要基礎建設的控制；政府則承諾停止針對TPLF的軍事行動、恢復公共服務、推動人道援助並讓提格雷重新進入正常政治秩序。從停戰技術來看，條件並不模糊。

真正困難的是協議沒有自動回答戰爭之後誰統治哪裡、誰可以保留多少武力、數十萬流離失所者如何返鄉，以及地方政治菁英重新競爭權力時要依靠選票還是依靠武裝。西提格雷的控制權長期懸而未決，阿姆哈拉與提格雷對土地有互相衝突的主張；解除武裝與復員進度也一再延後。只要領土與安全問題沒有結束，對地方勢力而言，保留武力就不只是軍事選擇，也是未來談判時的保險。

政治安排同樣逐步瓦解。2025年TPLF內部分裂，提格雷臨時政府與黨內強硬派互相爭奪控制權；2026年5月，TPLF又恢復戰前的地區議會並重新任命Debretsion Gebremichael為區域領導人，與既有臨時行政體系形成競爭。原本應該把武裝政治重新送回制度內的過渡安排，反而逐漸出現兩套合法性。當行政權本身都沒有公認的終局，武裝力量便更容易再次成為政治資產。

9月的機場爭奪因此特別具有象徵性。機場不只是交通設施，而是聯邦主權、軍事運輸與地區對外聯繫的節點。當地方武裝重新以控制機場與跨區攻勢取得政治籌碼，普勒托利亞協議最核心的命題——把戰爭重新交還給國家制度處理——就已經受到根本挑戰。

族群聯邦讓政治衝突更容易變成安全衝突

衣索比亞1990年代建立的聯邦制度，把語言與族群身分納入區域自治的政治架構。這套制度本身不能被簡化成戰爭原因；它曾經提供不同地區相當程度的自治，也讓地方身分得到正式政治位置。但當政黨、地方行政、武裝力量與族群認同高度重疊，而中央與地方彼此又不相信對方會遵守政治規則時，一般的行政或權力衝突就很容易被理解成整個群體的安全問題。

這正是今天局勢比2020年更危險的地方。TPLF、阿姆哈拉Fano、奧羅莫解放軍以及其他地方武裝並沒有共同的國家藍圖，甚至在領土問題上彼此存在矛盾。Reuters報導的新聯盟更像是不同反中央勢力因為共同反對Abiy Ahmed政府而暫時合作，而不是完成了政治整合。上一場戰爭的敵人如今可以成為盟友，並不代表舊衝突消失；它只表示政治陣線重新排列。

這種結構會產生一個危險誘因：只要中央政府無法讓反對力量相信制度內競爭足以保障其生存，而地方勢力又相信保留武裝能換取更好的談判位置，武器就不會只是最後手段，而會成為政治談判的一部分。和平因此不能只靠要求各方克制，它必須改變『保留軍隊比較安全』這個計算。

厄利垂亞的獨立史一直留在提格雷戰場裡

要理解這場戰爭，不能把厄利垂亞當成普通鄰國。1952年，聯合國安排厄利垂亞與衣索比亞組成聯邦；1962年，海爾塞拉西政府正式併吞厄利垂亞，之後爆發長達約三十年的獨立戰爭。厄利垂亞人民解放陣線與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一度是共同對抗Mengistu軍政府的盟友。1991年軍政府垮台後，厄利垂亞在1993年經聯合國監督的公投獨立，而TPLF主導的衣索比亞新政權接受這個結果。

但共同打倒一個敵人沒有消除兩邊的國家利益。1998年至2000年，兩國因邊界爭議爆發全面戰爭，曾經並肩作戰的TPLF與厄利垂亞總統Isaias Afwerki政權從盟友變成敵人。2018年，Abiy Ahmed上台後與厄利垂亞和解，這又改變了三角關係：2020年提格雷戰爭爆發時，厄利垂亞軍隊站到衣索比亞聯邦政府一側，與TPLF作戰。

2022年的普勒托利亞協議卻沒有讓厄利垂亞成為簽約方。它雖然結束聯邦政府與TPLF之間的戰爭，卻沒有同時完成衣索比亞、提格雷與厄利垂亞三方安全關係的重建。此後衣索比亞與厄利垂亞關係再度惡化。衣索比亞對紅海出海口的公開主張增加了Asmara的安全疑慮，衣索比亞政府又多次指控厄利垂亞支持境內武裝團體；厄利垂亞否認這些指控。2026年新反政府聯盟成立後，聯邦政府再度指稱它獲得厄利垂亞支持，厄方同樣否認。

這段歷史使提格雷不只是一個國內地方衝突。對TPLF而言，北方邊界另一側是一個曾經共同革命、後來交戰、2020年又直接參與戰爭的政權；對Addis Ababa而言，厄利垂亞既可能是邊境威脅，也牽涉衣索比亞長期的紅海通道問題。任何提格雷衝突升級，都可能迅速改變兩國的軍事計算。

外部勢力能改變戰爭成本卻無法替代政治秩序

外國介入也不能只用『有沒有派兵』判斷。厄利垂亞曾經直接派軍參戰，是最明顯的安全行為者；非洲聯盟則是2022年停火的主要斡旋者；美國與歐盟透過外交壓力、人道援助、制裁與援助政策影響交戰各方的成本。周邊環境又比四年前更不穩定：蘇丹內戰使西部邊境安全惡化，紅海與中東衝突提高港口與航道的戰略價值，衣索比亞尋求更穩定出海口的需求也持續存在。

這些力量都可以改變戰爭何時值得打、和平何時值得談，卻沒有任何一個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能替衣索比亞完成最基本的國內交換：地方是否願意把武力交回國家、中央是否願意接受有實質權力的地方政治競爭、爭議領土由什麼程序決定、 displaced population如何安全返鄉，以及輸掉政治競爭的一方能不能相信自己不會因此失去一切。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2022年的和平並非毫無價值。它成功讓大規模殺戮停止近四年，這本身就是重大成果；真正失敗的是停火後的政治工程沒有同步完成。若只因戰爭重啟就說和平協議毫無作用，會低估停火曾經救下的生命；但若把四年沒有全面戰爭視為和平已經建立，又會高估一紙協議能替代多少國家建設。

真正的失敗是和平沒有改變參戰誘因

一份能長久維持的和平協議，最終必須讓政治人物與地方勢力重新計算成本。控制機場、佔領城鎮、維持私人武裝、尋找境外支持，如果仍然比議會、法院、選舉與行政協商更快換到權力，那麼戰爭就仍然是一項可被選擇的政治工具。反過來說，只有當放下武器不再意味失去安全、土地、資源與政治生存空間，解除武裝才會真正完成。

衣索比亞今天缺少的因此不是另一份更漂亮的停火文本，而是把幾個最困難的問題做完：建立真正有效的單一安全架構、處理西提格雷等爭議領土、讓流離失所者能夠返鄉、完成武裝人員復員與重新融入、恢復地方財政與公共服務的正常關係，並讓地方政治力量有一條不靠槍也能競爭中央權力的路。

2022年的普勒托利亞協議把戰場按下暫停鍵，但沒有把參戰的理由一起拿走。四年後，當昔日敵人可以重新結盟、地方武裝可以重新奪取國家設施、鄰國又重新進入安全計算，真正被證明不足的不是『停火』這個工具，而是把停火誤認為和平已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