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技術突破從來不會平均分配成長紅利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於2026年10月9日發布《貿易與發展報告》，預估全球經濟今年成長百分之二點六，貨品與服務實質貿易卻仍可增加約百分之四。人工智慧相關商品成為貿易動能之一，但新增價值高度集中在少數技術與資本密集環節。報告以一套先進AI伺服器機櫃為例，追溯其價值分配，發現稅後利潤占可追蹤附加價值的百分之六十八，勞動報酬低於百分之十五。這是特定產品的價值鏈案例，不能直接推成整個AI產業的全球所得分配。

經濟成長不會因為技術進步而自動平均分配。蒸汽機、鐵路、電力、化學肥料、半導體與網際網路，都先在具備資本、能源、技術人才、制度與市場條件的地區形成高密度產業，再透過投資、貿易、移民與技術擴散改變其他地方。真正值得比較的不是每次革命有沒有贏家與輸家，而是哪些條件讓後進國家得以追趕，哪些條件使領先者把優勢轉成更難跨越的門檻。

蒸汽與煤炭先把生產力差距變成國家差距

十八世紀末開始的英國工業革命，並未在歐洲與世界各地同時發生。機械紡織、蒸汽動力與煤炭供應首先改變英國若干工業地區的產出能力；十九世紀的鐵路與工廠制度，再讓部分西歐國家和北美加速擴張。當生產不再受限於人畜與傳統生質能源，工業化國家的勞動生產率與實質工資逐步拉開差距。研究十九世紀能源使用的經濟史文獻指出，現代能源消費的擴張主要集中於西歐、北美與大洋洲，生產能力的不平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十分明顯。

工業化也不是簡單的技術輸出。先進工業國家大量出口機械製品，並從殖民地或其他經濟體取得原料與市場；其他地區即使參與全球貿易，也可能長期停留在棉花、礦產或農產品供應者的位置。商品貿易增加，並不等於生產技術、企業組織與利潤分配權同步移轉。世界銀行整理的歷史所得研究顯示，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國家之間的所得差距大幅擴大。全球市場可以同時促進總產出與加深發展落差。

領先者之所以能維持優勢，除了先取得機器，更因煤礦、運輸、金融、專利、技工與都市市場逐漸形成相互強化的體系。較高生產率提高利潤與稅收，企業與政府因而有能力投資更多基礎設施和教育；這些投資又降低下一代技術的導入成本。相反地，後進地區若缺乏融資、能源或交通，單純買進機器並不足以複製同樣的生產率。最初的技術差距於是轉化成長期的資本與制度差距。

電力與大規模生產讓領先者集中也創造追趕機會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電力、鋼鐵、化學工業與內燃機形成另一輪生產方式轉換。美國與德國在大型企業、研究實驗室、技術教育和工業金融上建立優勢，後來的日本也逐步建立工業能力。電力本身並不能保證工廠立刻提高效率；生產線布局、管理方法、技術工人與可靠電網必須一起改變，投資才可能轉化成產出。技術擴散的速度因此受到互補資產制約，而不是只取決於設備價格。

這段歷史同時修正了技術領先必然永久壟斷成長的看法。後進國家不必重走每一段舊技術路徑，只要建立工程教育、金融動員與出口市場，也可能在新技術成熟後迅速追趕。二戰後的日本、韓國、台灣與新加坡並非最早發明汽車、半導體或現代工廠制度的地方，卻透過產業學習、設備投資、出口紀律與人才累積取得重要位置。世界銀行對1965至1990年東亞高成長經濟體的研究，特別指出實體與人力資本累積，以及各種政策與市場安排的共同作用。

技術革命會擴大差距還是提供追趕機會，取決於觀察的時間長度。發明初期的技術租金可能高度集中；成熟後若標準化、設備價格下降、知識擴散，後進企業便有機會以較低成本進入。但如果新一代技術同時依賴更昂貴的基礎設施、更複雜的專利組合或難以取得的資本，擴散可能停在使用端，生產端的優勢卻仍集中在少數國家。

綠色革命證明同一項突破也會在國內製造落差

二十世紀中後期的農業綠色革命，透過高產品種、灌溉、肥料與農業技術，使部分亞洲國家的糧食產量快速提高。它的重要性不只在避免糧食短缺，也在釋放農村勞動力、降低城市糧價壓力，並為工業化創造條件。但新品種需要水利、肥料、信用與運銷體系配合；灌溉條件較好、能取得貸款的農民通常更容易先採用，乾旱地區與資本不足的小農可能落後。

同一種技術因此會在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產生不同結果。世界銀行對主要農作物單位面積產出的長期研究指出，亞洲綠色革命是全球增產的重要來源之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則因灌溉不足、複種程度低與商業投入品使用有限，對全球產量增長的貢獻較小。農業生產率的差異不只是種子差異，而是公共投資、土地制度、農業金融與市場連接的差異。

成長分布不均並不等於新技術沒有改善較貧困者的生活。糧價下降可能讓未採用新品種的城市消費者受益；同時，最先取得技術與土地的生產者仍可能獲得較高收入。必須分開衡量總產量、農民所得、糧食價格、營養與土地集中度，才不會把技術成功與分配公平混為一談。

數位全球化把製造工作擴散卻讓無形資產集中

二十世紀末以來，貨櫃運輸、通訊網路、企業資訊系統與跨國供應鏈，讓生產流程可以拆分到不同國家。東亞部分經濟體藉由出口製造、電子零組件與代工組裝取得工業化機會，全球企業則把設計、品牌、軟體、標準與通路控制留在更少的核心節點。製造活動在地理上分散，附加價值與決策權卻未必跟著平均分散。

在這種分工裡，工廠可以取得訂單與就業，卻不一定擁有定價權。當品牌掌握消費者、平台掌握交易流量、技術企業掌握核心晶片與作業系統，製造商即使提高良率，也可能面對持續的降價壓力。這並非所有供應鏈都必然如此；台灣半導體產業便顯示，後進地區若在關鍵製程建立難以替代的技術能力，同樣可以從執行端走向具有議價權的核心節點。決定收益分配的，是哪一段能力最稀缺、最難替代，而不只是產品最後在哪個國家組裝。

數位技術也使追趕路徑發生改變。傳統工業化需要大量土地、勞動與設備；軟體和數位服務可以跨境交付，但高品質網路、教育、語言能力、付款制度與資料規範成為新的進入條件。部分國家得以跳過舊式實體通路，另一些國家卻因基礎設施與人才缺口，連最基本的數位市場參與權都難以取得。

人工智慧將分配問題推向算力與控制權

2026年的人工智慧浪潮，把過去數輪革命的特徵疊在一起：像蒸汽與電力一樣依賴能源和大型固定資產，像半導體產業一樣依賴複雜供應鏈，又像網際網路一樣以軟體與平台迅速擴散。模型、先進晶片、資料中心、雲端服務、應用程式與企業導入能力分屬不同環節。大量國家可以使用AI，真正能設計核心晶片、負擔訓練算力或制定平台標準的國家與企業卻相對有限。

UNCTAD的新報告指出，2020至2025年高價值戰略產業已宣布的綠地投資案中，已開發經濟體取得約七成價值；開發中經濟體在關鍵礦物與戰略材料的新投資則占有重要比重。非洲雖供應大量鈷礦，在相關綠色產業價值鏈中保留的價值仍極低。這些數字不代表每一筆投資都已實現，也不能把AI伺服器個案的利潤比例直接套用到整體經濟；它們共同指出，原料供應、設備組裝、核心技術與最終獲利分屬不同地理位置。

第二層因果在於技術租金會改變下一輪競爭的起跑線。先取得高額利潤的企業能負擔更多資料中心、研發與人才，進而降低自身的模型部署成本；有能力供應低成本電力、資本與工程人才的國家，更容易吸引新投資。後進國家若只進口算力與軟體服務，短期可以提升使用端效率，長期卻可能在支付、資料治理與產業標準上更加依賴外部供應商。技術普及與產業主權並不是同一件事。

但歷史同樣不支持把今日領先者的優勢視為不可逆。蒸汽時代的工業中心沒有永久壟斷電力與汽車，戰後亞洲工業化也證明後進者能藉由制度與能力累積進入新的價值鏈。人工智慧的後續分配，將取決於開放模型能否降低技術門檻、算力與能源成本是否下降、各國能否建立在地資料與產業應用，以及企業是否把效率收益轉化為薪資、投資與更廣泛的生產率。

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不是人工智慧時代才出現的例外，而是重大技術突破反覆呈現的歷史特徵。真正會改變分配結果的，不是技術本身是否先進，而是後進者能否從購買產品走向掌握關鍵能力，從參與交易走向取得定價與投資決策權。衡量一國是否真正從新一輪成長受益，不能只看出口增加多少，還要看本地附加價值、工資、生產率、稅收與技術自主能力是否同步累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