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裕

新功莫恃少年豪，
積善方知大道高。
一念常存謙與敬，
清風依舊滿林皋。

民國十七年盛夏，北伐軍先後進入北京、天津，北洋政府各部院停辦、撤散或等待接收。街頭旗號與衙署門牌換得很快，舊公文、庫款、軍費、鐵路、郵電與地方稅收卻仍散在不同機關和經手人手中。南京可以宣布關內主要地區歸於國民政府，不能憑一紙通令，便使各省軍隊、行政、財政與商業責任同日歸入一冊。

蔣中正主持北伐後的軍事收束，閻錫山、馮玉祥各有部隊與地盤；張學良已停止關內戰事，東北尚未正式易幟。宋子文等人所面對的，也不只是籌多少現銀，而是哪些收入可歸中央、哪些支出有合法憑據、哪些舊欠由接收機關續認。報館印著「統一財政」「整理金融」，商戶先問的仍是誰驗過貨、誰領過工資、哪筆錢真正出過庫。

同裕此時也試用跨號統一報表。地方帳法在動亂中曾各自保住原件，局勢稍定，差異反而刺眼：北京把「通知已發」寫作已辦，上海須等現銀離櫃，香港只認實收與具名用途，天津另列保人責任。欄名若相同而意思不同，總號得到的只是更整齊的誤會。

林維清先定一條：地方原簿不撤，總表只供比較，每筆異議都須能回到原頁。周敬安主張同一用語要有同一意思；周敬和則問，若同一意思只容一種紙，原來沒寫在那張紙上的人要往哪裡去。

第一個撞上這問題的，不是大票，而是幾名舊北京機關抄寫工的工資。北洋政府撤散前，一處機關為整理卷宗，臨時召人謄清舊帳、名冊與公文。工資按日計，名字記在工頭名冊上；機關總帳為求簡便，卻把整筆寫成「辦公雜支」。接收人員只見總數，不見姓名，便將招待、文具與臨時費一併停認。

抄寫工到北京分號時，只帶每日簽到、工頭按印與未付清單。統一表上，這筆款已被寫作「舊機關雜支，接收未認」。周敬安初看，認為應等新機關核准；周敬和卻從喬信甫封存的原簿中翻出工資名冊，放在總表旁問：「你看見的是一項雜支，還是這些人的工錢？」

周敬安看得見姓名，也看得見新機關尚未承認。他沒有因一句質問便主張同裕替政府墊付所有舊薪，只同意回查責任是否已經成立。林維清遂調出三種原件：每日簽到、工頭名冊，以及舊機關交同裕暫存工資款的回單。三者相合，證明錢早已存入分號，只因總帳分類錯誤，被接收時一併封住。

周厚仁裁定具名工資先行發付。這不是替政府墊款，而是把已為工人留下的錢還給原人；若接收機關終不承認，同裕自行承擔追索失敗，不准再向工人追回。他又命總表添「原始性質」與「現行處置」兩欄，使一筆款能同時說明舊帳如何命名、今日為何支付。

櫃上逐一核名。有人領錢先去繳房租，有人買藥，也有人把一部分寄回鄉下。輪到最後一個名字，門外卻沒有人應聲。喬信甫問過同伴，才知道那名抄寫工在欠薪期間已離開北京，據說跟親戚到天津尋工；住處退了，工頭也不知道他落腳何處。

他的工資沒有轉作餘款，仍按姓名另列待領。錢在帳上被救回來，人卻已離開原來的工作和城市。新欄能更正「辦公雜支」，不能叫他回到仍有床位的住處，也不能補回因欠薪錯過的選擇。

周敬安親手把名字抄進待領冊。他原以為公平在於各地使用同一判準，此刻才看見，原始證據若先被錯誤欄目遮住，同一判準只會更快把錯誤傳遍各號。周敬和也沒有要求廢去總表，只要求每張總表都留一條回到地方原簿與當事人名冊的路。

此後，北京郵差腳費雖列交通雜支，因有逐日派送簿而得以查明；醫院藥材雖列善後費，也能憑病患領藥與供貨簽收處理。未具名招待費、未召開會議費與只寫「北方善後」的總額仍停待核。前一案救回工資，沒有使所有小額都自動放行。

「已辦」二字也被拆開：通知已發、預算已核、現銀出庫各列一欄。北京說已辦時，不再讓上海誤以為已付；上海說已收，也須說明是買主付款、銀行入帳，還是只收到匯款通知。新格式沒有消除差異，只逼差異說清楚。

南京新機關的棉布採辦、香港外匯與家款也依同一原則分開。政治上的統一正在建立共同名義，商業責任仍須逐件承認。政府章程由各機關自行制定，同裕只把自己各號使用的詞拆到不再互相誤解，並承認總表若離開原證，就會把一個個人壓成費用項目。

林維清在第一輪總結中沒有寫制度成功，只記：「原存款已按名給付；一人去向未明，責仍待領。」周敬安添道：「總表須能返回原名。」周敬和則寫：「原名須有人可來問。」

夏末，關內主要地區的軍政名義已大致歸於南京，奉天仍另列一欄。總號外院，抄寫工名冊已封存，最後一個無人應領的名字仍留空。新制度讓他沒有被「辦公雜支」抹去，卻只能等他有一天知道，帳上仍有人承認他做過那些字。天下可以換旗，機關可以換印，人失去的時日不能重寫。

正是：

金陵新制開千緒，一紙還須照姓名。
欲知東北何時改旗、同裕又將如何面對未解押權，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