刪掉幾百萬個青少年帳號卻沒有讓青少年離開社群媒體

Meta 最近公布了一個很漂亮的數字。從澳洲禁止 16 歲以下青少年持有社群媒體帳號的政策上路前夕到今年 6 月，Facebook 和 Instagram 已經停用了 75.6 萬個被判定屬於未滿 16 歲澳洲人的帳號，其中 Instagram 約 46.2 萬個，Facebook 約 29.4 萬個。YouTube 表示阻止約 74 萬個 Google 帳號使用 YouTube，TikTok 則在政策開始時一次移除約 55 萬個帳號，之後每個月還繼續刪除約 2.4 萬個。澳洲 eSafety 更早在今年 1 月宣布，各平台在政策實施初期總共已限制約 470 萬個未滿 16 歲帳號。從政府簡報或企業公關的角度看，這些數字都非常適合放進標題，因為幾百萬個帳號被刪除，很容易讓人產生政策正在大規模發揮作用的印象。

問題是澳洲政府自己的研究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畫面。eSafety 對同一批 10 至 15 歲兒童進行追蹤後發現，政策實施以前有 52.4% 持有至少一個受限制社群平台帳號，三個月後確實下降到 42.1%，所以帳號持有率不是完全沒有改變。但如果問的不是有沒有帳號，而是過去四週有沒有實際使用這些平台，比例只從 85.9% 降到 81.5%；13 至 15 歲這個真正受到新政策額外限制的族群，也只從 92.4% 降到 87.8%。更值得注意的是，每天或更頻繁使用社群媒體的比例幾乎沒有明顯變化，政府研究甚至發現父母不知道孩子使用社群媒體的比例反而從 23.3% 上升到 33.3%。

於是澳洲出現了一個相當荒謬的畫面。政府可以宣布平台已經刪除幾百萬個未成年帳號，Meta、TikTok、YouTube 也都可以拿出數十萬個帳號證明自己正在執行政策，但同一時間，超過八成 10 至 15 歲兒童仍然在使用受到限制的社群媒體。這當然不能直接證明政策最終一定失敗，因為澳洲法律真正禁止的是未滿 16 歲者持有帳號，不是禁止他們看到所有公開內容，而且目前也只是政策實施初期的追蹤結果。但如果一項政策最容易被量化的成果是刪掉多少帳號，而真正希望改變的使用行為幾乎沒有同步下降，那麼至少可以確定一件事，帳號刪除數和政策成效之間的關係遠沒有政府宣傳時看起來那麼直接。

漂亮的刪帳數字並沒有變成漂亮的政策效果

這裡首先要分清楚帳號和人的差別。一個澳洲青少年可能同時擁有 Instagram、Facebook、TikTok、YouTube 和 Snapchat 帳號，同一個平台也可能有主帳號、小帳或重新註冊的帳號，因此政府宣布刪掉 470 萬個帳號，並不代表有 470 萬名青少年被趕出社群媒體。如果一個孩子原本有四個帳號，其中兩個被刪除，另外兩個繼續使用，政策統計可以增加兩次成功紀錄，這個孩子的實際生活卻可能完全沒有改變。如果被刪除之後再申請一個新帳號，之後又被平台發現並刪除，同一個人甚至可以再次替政策貢獻一筆漂亮的執法成果。

eSafety 自己的研究其實已經把問題找了出來。在三個月後仍然持有受限制帳號的青少年中，50.2% 表示平台根本沒有要求他們確認年齡，另外有 18.2% 表示平台錯誤估計了自己的年齡；確實也有 37.1% 的孩子把帳號年齡設定成 16 歲以上來規避限制。這表示澳洲目前面對的不是單純把既有帳號刪光就能完成的工作，而是一個持續產生新帳號、重新註冊與年齡誤判的動態系統。澳洲 eSafety Commissioner Julie Inman Grant 今年 8 月甚至公開表示，平台目前仍然沒有有效阻止帳號被建立與重新建立，並懷疑部分企業刻意拖慢合規速度，以免澳洲模式成功後被其他國家複製。

這也使「刪除多少帳號」成為一個非常危險的政策指標。帳號本來就是可以快速建立、快速刪除而且可以重複計算的東西，數字愈大甚至未必代表制度愈有效，也可能代表同一批使用者不停地重新進來。如果真正要衡量政策效果，應該觀察的是未成年人的帳號持有率、實際使用率、使用時間與重新註冊成功率，而不是平台一共按了多少次 delete。澳洲目前的第一輪研究至少顯示，帳號持有率確實下降了一些，但兒童實際使用社群媒體的頻率沒有出現與幾百萬次帳號處置相稱的變化。

真正昂貴的是讓青少年真的離開平台

如果只是技術能力不足，故事到這裡其實很簡單，政府提高罰款、平台改善年齡驗證，幾年後制度自然會變得更有效。但社群平台還有另一個很難忽略的問題，未成年使用者不是單純增加伺服器成本的使用者，而是廣告平台的一部分商業資產。青少年花在 TikTok、Instagram、Snapchat 或 YouTube 上的每一分鐘，都會形成觀看次數、互動數據、創作者流量與廣告曝光，真正讓這批使用者全部消失，當然不會只是少掉幾個註冊帳號而已。

最近其他市場對類似政策的收入估算正好提供了一個尺度。英國準備實施 16 歲以下社群媒體限制之後，產業估計可能讓數位廣告支出減少約 13 億英鎊，廣告預算則可能轉往串流影音與其他仍然能接觸年輕人的媒體。美國雖然討論的是全國校園手機禁令而不是青少年社群帳號禁令，但 EMARKETER 估計，如果全美課堂全面禁用手機，TikTok 單年度廣告收入可能少超過 12 億美元，Meta 也可能受到約 6 億美元影響。這些數字不能直接套到澳洲，但至少說明一件事，減少年輕人的社群使用時間從來不是對平台沒有財務代價的公共政策。

而澳洲真正重要的地方也不只是澳洲。澳洲人口和全球平台規模相比並不大，即使未滿 16 歲使用者全部消失，Meta、Google 或 TikTok 當然承受得起；真正具有商業威脅的是澳洲如果證明這套制度真的可以運作，其他國家就可能照著做。英國已經決定推動 16 歲以下限制，其他國家也持續評估類似政策，因此平台面對的不是一個澳洲市場，而是一個 regulatory precedent。Reuters 去年底就指出，大型科技公司雖然最後開始配合澳洲制度，但這項政策從一開始就受到全球高度關注，而今年澳洲政府與平台之間的爭論，也愈來愈集中在澳洲經驗是否會成為其他國家的模板。

從企業利益來看，最理想的結果因此不是公開違法，也不是完全不執行。公開違法會帶來罰款、訴訟與政治壓力，而真正做到滴水不漏，又可能證明嚴格年齡限制是可行的，進而讓其他市場跟進。介於兩者之間反而存在一個很舒服的位置，平台大量刪除帳號、持續改善 AI 年齡判斷、公布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筆執法數字，在形式上證明自己非常努力，但青少年的實際使用率並沒有因此大幅下降。這不能證明企業刻意如此設計，但從誘因來看，至少是一個平台不會特別討厭的結果。

政治人物和平台需要的成功其實不是同一件事

政治人物面對的誘因則完全不同。保護兒童免受社群媒體傷害是一項很容易理解的政策，家長不需要理解推薦演算法、廣告市場或 age assurance 技術，只要知道政府正在要求大型科技公司不得讓未滿 16 歲兒童持有帳號即可。政策宣布本身就能產生政治成果，而當政府可以進一步宣布幾百萬個帳號已被移除，成果又變得更加具體。澳洲政府今年面對成效不彰的質疑時，負責官員仍然把數百萬帳號被關閉列為政策已經造成改變的證據，同時強調沒有任何年齡限制法律會達到百分之百遵守。

這不代表澳洲政府希望政策失敗，事實剛好相反。政府現在正試圖把平台系統性違規的最高罰款從 4,950 萬澳元提高到 9,900 萬澳元，並賦予 eSafety Commissioner 更大的文件調取權，希望能取得平台內部真正如何執行年齡判斷與帳號處置的證據。總理 Anthony Albanese 也公開表示平台做得不夠，監管機關正在調查 Meta、YouTube、Snapchat 與 TikTok 等多個服務。這些行動和「政府與平台秘密說好一起演戲」的版本顯然並不相容。

但政治經濟有趣的地方恰恰在這裡，沒有串通並不代表不會得到一個看起來像串通的結果。政治人物最先得到的收益來自立法、宣布禁令以及展示執法數字，真正的心理健康、睡眠、社交關係與使用習慣要幾年後才能證明；平台最容易交出的成果也是帳號刪除數，真正困難而且可能傷害收入的則是建立一道讓青少年真的進不來的門。兩邊追求的短期 KPI 因此有一個奇妙的交集，政府需要證明自己有做事，平台需要證明自己有配合，而刪掉多少帳號恰好同時滿足兩邊。

這場陰謀最合理的地方是根本不需要有人串通

如果一定要替這件事增加一點陰謀論，大概可以想像一個非常戲劇性的版本。政治人物知道禁令不可能真正執行，只是需要一項討好家長的政策；平台知道政府需要漂亮數字，所以配合刪掉大量容易辨識的帳號，再讓真正的青少年透過重新註冊、錯誤年齡或其他方式繼續使用；最後政府得到幾百萬個被刪除帳號的新聞，平台也沒有真正失去多少流量，大家各自得到自己需要的東西。

這個故事很好聽，問題是目前沒有證據證明澳洲政府和大型科技公司存在這種默契，而且政府正在加重罰則、擴張調查權限，監管機關甚至公開懷疑企業刻意拖延合規，反而顯示雙方的衝突是真實存在的。 但也正因如此，一個更有意思的解釋反而浮現出來，根本不需要有人在房間裡密謀，只要每一方正常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可能自然走到非常接近那個陰謀論的結果。

政治人物希望政策看得見，於是偏好容易量化的執法成果；平台不希望觸犯法律，但也不希望自己的年輕使用者和流量大幅消失，於是有誘因做到足以證明正在合規，卻不一定有相同誘因主動追求最嚴格的封鎖結果。青少年本身又有強烈動機繞過限制，只需要修改出生年份、重新申請帳號或者在不登入的情況下繼續觀看內容。最後每個人都只是按照自己的誘因行動，卻共同生產出一個很奇妙的均衡，帳號大量消失，青少年卻沒有跟著消失。

這可能才是這個陰謀論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因為有組織的陰謀至少可以找到誰在密謀，然後要求他負責。誘因形成的均衡沒有任何一個人需要說謊，也沒有任何一家公司需要和政府交換條件，所有參與者甚至都可以拿出真實數據證明自己所說的事情沒有錯。政府確實通過了法律，平台確實刪除了幾百萬個帳號，青少年使用率也確實仍然超過八成，三件事情完全可以同時成立。

當刪除帳號成為績效指標就會開始製造帳號刪除

這其實就是典型的 Goodhart's Law，當一個衡量指標成為目標之後，它就不再是一個好的衡量指標。澳洲想解決的原本是青少年過度使用社群媒體以及因此可能產生的健康與安全問題，但法律最容易執行的控制點是帳號，於是帳號是否存在逐漸變成政策成敗的替代指標。平台只要能證明自己辨識並移除了大量未成年帳號，就可以提出一個非常具體的合規成果，政府同樣可以把這些數字放進政策成績單。

問題是人的行為不會因為資料庫裡的一筆 user ID 被刪除就跟著消失。eSafety 的研究顯示，政策實施三個月後約 13% 的受訪兒童從原本持有受限制帳號變成不再持有，但其中多數仍然透過沒有自己帳號的方式使用平台，真正從持有帳號走到完全沒有使用受限制平台的只有約 3%。更值得警惕的是，父母不知道孩子使用社群媒體的比例反而上升，這意味著政策甚至可能把一部分使用行為從家庭看得見的帳號，推向更不透明的使用方式。

如果這個趨勢持續，澳洲可能會發現自己成功降低了帳號持有率，卻沒有相同比例降低社群使用，更沒有必然降低原本政策真正擔心的心理健康、成癮、睡眠或有害內容暴露。這不是說限制帳號完全沒有價值，而是帳號只是達成政策目的的工具，不能反過來把工具本身當成目的。當平台宣布第六百萬個帳號被刪除時，真正應該問的不是什麼時候可以刪到第七百萬個，而是澳洲到底還剩多少未滿 16 歲孩子每天打開 TikTok、Instagram、Snapchat 或 YouTube。

澳洲真正的考試才剛剛開始

澳洲目前的數據還不足以判定整項政策最終失敗，eSafety 本身也把這份報告定位為兩年長期評估中的早期結果。帳號持有率從 52.4% 降到 42.1% 畢竟是真實而且具有統計意義的變化，13 至 15 歲使用受限制平台的比例也從 92.4% 降到 87.8%，所以說政策完全沒有產生任何效果同樣不精確。真正值得質疑的是，政策目前產生的效果和政府以及平台宣傳的執法規模之間存在非常大的落差。

接下來真正值得看的不是 Meta 又多刪了多少萬個帳號，而是澳洲提高罰款與監管權力之後，81.5% 的實際使用率究竟會不會明顯下降，新帳號建立與重新註冊是否真的受到控制，以及青少年每天花在社群媒體上的時間是否開始改變。如果這些數字持續沒有明顯變化，那麼問題就不再只是平台執行不力，而是澳洲可能從一開始就選錯了政策控制點。反過來，如果更嚴格的 age assurance 最後真的讓使用行為大幅下降，澳洲就可能成為全世界平台最不希望看到的成功案例，因為英國以及其他考慮類似制度的國家都正在看。

所以我暫時不會說澳洲的社群媒體禁令是一場政治人物和 Big Tech 聯手演出的戲，因為目前證據還遠遠不足以支持這麼直接的指控。但現在的數據確實已經足夠產生一個比陰謀論更有意思的問題，當政治人物需要漂亮的政策成果，平台需要漂亮的合規成果，而真正改變青少年行為又恰好是兩邊最昂貴也最難完成的部分，最後是不是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合謀，就會自然得到一個所有數字都很好看而現實幾乎沒有改變的結果。

如果真是如此，澳洲這場實驗最後要證明的就不只是政府能不能管住社群媒體，而是政府能不能避免被自己選擇的績效數字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