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貿易順差正在快速放大。2026 年 7 月出口 753.0 億美元、進口 581.3 億美元，單月商品貿易順差 171.7 億美元；第二季國際收支的商品貿易順差達 527.6 億美元，經常帳順差 584.9 億美元。看到這些數字，政治語言很容易立刻把它翻譯成「台灣賺了多少、別國輸了多少」，接著就是匯率操縱、關稅、產業掏空或不公平貿易的爭論。 問題在於，貿易差額是一張流量表中的一小段，不是國家損益表。把出口當收入、進口當支出，再用出口減進口判斷一個國家在國際交易中是賺是賠，和把一個家庭買房子的那一年說成出現「巨額逆差」沒有太大差別。家庭付出現金，卻取得一棟房子；企業進口機器，現金流出，卻取得未來的生產能力；一個國家把商品賣到海外而沒有把全部所得拿回來購買外國商品，對應的另一面則是累積外國資產、對外投資、放款或其他金融部位。 國際收支之所以採複式記帳，就是因為跨國交易不會只留下「貨賣掉了」這一筆。經常帳與金融帳必須一起看，才看得到一個經濟體究竟用今天的商品與服務交換了什麼。 台灣的數字正好把這件事說得很清楚 中央銀行公布的 2026 年第二季國

人口老化最常被描述成一張愈來愈難看的扶養比圖表：年輕人變少、老人變多，勞動供給下降，稅基縮小，醫療與年金支出上升，於是經濟成長自然走弱。但 2026 年一篇由 Daron Acemoglu、David Autor、Keelan Beirne 與 Andrew Scott 合作的研究，替這條看似直線的因果鏈加上了一個重要的回饋機制。他們檢視過去七十年的跨國資料與美國通勤區資料後發現，較低的出生率與較高的每工作年齡人口 GDP 成長、較快的工資成長相伴，總體 GDP 與所得也沒有呈現預想中的負面效果。研究者認為，關鍵在於年輕勞動力稀缺會誘使企業開發與採用節省勞動的技術；低出生率地區出現更多 labor-saving patents 與高科技活動，生產力會對人口結構本身做出反應。 這並不奇怪。人類經濟史本來就是一部把稀缺要素替換掉的歷史。人力昂貴就用獸力、水力、蒸汽機與電力，工廠工資上升就投資自動化，辦公室人力昂貴就把資訊處理交給軟體。人口減少並不只是一個需求衝擊，它同時改變相對價格：當人變得更稀缺，節省人力的技術就變得更有投資價值。從這個角度看，少子

2026 年 8 月，美國聯邦總債務跨過 40 兆美元，公眾持有的債務超過 32 兆美元。這個數字本身不會觸發一條神奇的危險線，美國也不會因為跨過整數就突然借不到錢；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利息已經從背景成本逐漸變成財政結構裡的重要角色。CBO 預估，2026 年淨利息支出約為 1 兆美元，相當於 GDP 的 3.3%，到 2036 年將增加到約 2.1 兆美元、占 GDP 4.6%；公眾持有債務則將從 GDP 的約 101% 上升至 120%。 這表示美國面對的真正問題，並不是某一天突然沒有人願意購買國債，而是過去借款本身正在產生愈來愈大的新借款需求。當既有債務到期、必須以較高利率重新融資時，利息會慢慢擠壓其他政府支出。財政部可以透過國債回購改善市場流動性，也可以調整長短天期債券的發行結構，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赤字、債務存量與利息成本持續增加的問題。 40 兆美元真正值得討論的，因此不是「美國什麼時候破產」，而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美國今天不斷提前使用的那個未來，還會不會像過去七十年一樣持續變大？ 國債其實和土地一樣，都是把未來搬到今天...

冰島在 2026 年 8 月 29 日要投票的，不是「要不要加入歐盟」，更不是「要不要立刻使用歐元」，而是要不要重新啟動加入歐盟的談判。即使公投通過，談判完成後仍需要另一個政治決定；即使最終加入歐盟，採用歐元也要符合馬斯垂克標準並走完制度程序。把這幾個步驟分開很重要，因為冰島真正面對的並不是一次把所有主權交出去，而是一連串逐步交換政策自主與制度保險的選擇。 冰島其實早已深度在歐洲裡 冰島不是站在歐洲市場外面。它透過歐洲經濟區 EEA 已參與大部分單一市場，也加入申根區，因此商品、服務、人員與資本往來早已和歐盟高度整合。這使冰島加入 EU 的經濟利益與英國當年加入或退出 EU 的情況很不一樣：冰島今天已經取得很多市場准入，正式入盟新增的，是更完整的政治參與、農漁業與共同政策安排，以及最終走向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制度路徑。 這也讓反對者的問題更尖銳：既然 EEA 已經拿到大量單一市場利益，為何還要付出更多主權成本？支持者的回答則是，冰島目前在許多必須接受的歐洲規則上缺乏完整表決權，而且在金融、地緣安全與貨幣穩定上，正式加入更大的制度仍有額外價值。2026

日經中文網走訪廣州被稱為「希音村」的服裝產業聚落時，記錄到一個很具體的變化：有製衣團隊在春節前還有三十多人，現在只剩不到一半；縫製一件 T 恤的收入只剩人民幣二至三元，比前一年少了大約一元。單看這個數字，很容易把故事寫成 SHEIN 把供應商壓得太狠，或者中國服裝業正在被低價競爭拖垮。但紡織與成衣有一段比任何平台都長得多的歷史，它幾乎從工業革命開始，就一直沿著一個方向在世界上移動：哪裡還有足夠多、足夠便宜、能被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勞動力，哪裡就比較有機會接住最勞力密集的工序。 這也是「世界工廠」和「血汗工廠」總是難以完全分開的原因。對一個剛開始工業化的經濟體來說，成衣、鞋類、玩具、簡單電子組裝的門檻低、吸收就業快、出口市場大，往往是把農村勞動力轉進製造業最快的方法。可是同一件事從工人角度看，就是長工時、低工資、單調工序與高度價格競爭。低成本製造帶來的繁榮，從一開始就包含一個矛盾：只要它真的成功，工資、房租、土地與生活成本就會上升，而這些上升最後會侵蝕當初吸引工廠進來的條件。 所以最值得問的，並不是 SHEIN 能不能永遠把一件 T...

關稅最容易製造的錯覺，是把報關表上的國名變化，看成供應鏈真的搬回來了。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最新的全球失衡追蹤指出，即使美國前一年大幅提高關稅，美國花在進口商品與支付給外國人的所得仍增加到 6.26 兆美元的新高。中國直接賣到美國的商品的確減少，但中國製造業出口並沒有跟著縮小，而是更多流向其他貿易夥伴，再由其中一部分進入美國。中國 2025 年經常帳順差反而升到創紀錄的 7,350 億美元。 如果只看中美雙邊貿易，關稅似乎有效；如果把越南、墨西哥、馬來西亞等第三國一起放進來，畫面就複雜得多。聯準會 2026 年 7 月針對越南的研究指出，美國在 2018、2019 年提高對中關稅之後，從中國進口明顯下降，但從越南進口到 2025 年已增加到原先的三倍。這不是一個小小的統計位移，而是企業對關稅重新安排生產地、法人、供應商與最後組裝地的結果。 越南出口變多了，中國供應鏈卻沒有跟著消失 這裡需要先把一件事講清楚。把所有經由越南進入美國的中國供應鏈商品都稱為「洗產地」，並不準確。 真正的洗產地或轉運，是商品實質上仍在中國完成，只在第三國做非常有限的

中國航商 Sea Legend 在 2026 年把中國—歐洲北極航線由試航推向定期服務。公開資料顯示，航線以寧波舟山港為主要集貨點，沿俄羅斯北岸的北方海航道前往英國 Felixstowe，規劃在夏秋可航季運行多個航次。相較經蘇伊士運河的傳統海運，業者宣稱中國到英國可壓縮到大約 18 至 20 天。這條航線的商業規模目前仍遠不能與蘇伊士航線相比，季節、冰況、保險、救援能力與制裁風險都限制它成為全年主幹線，但「定期」兩個字仍然重要：它表示北極不再只是一張地緣政治地圖上的假想線，而開始被放進貨主可以選擇的物流產品。 北方海航道大致沿著俄羅斯北極海岸延伸，俄羅斯掌握通行管理與破冰能力。這意味著中國即使減少對南方傳統航道的依賴，也不是進入一片沒有政治條件的公海捷徑，而是把部分依賴轉向俄羅斯。北極的價值因此不能只用「少走幾天」理解，它更像是全球供應鏈增加的一條備援路徑。 馬六甲、蘇伊士與巴拿馬不是美國領土，但都是海權計算中的節點 把北極航線理解成「繞過美國控制的運河」並不精確。馬六甲海峽沿岸是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尼；蘇伊士運河由埃及管理；巴拿馬運河則由巴拿馬

《經濟學人》近期討論的胚胎篩檢產業，已經把一個原本相對容易理解的醫療選擇，推到更難回答的地方。Nucleus、Orchid、Herasight 等新創，提供的服務不再只限於辨識單基因遺傳疾病。有業者讓接受 IVF 的父母比較不同胚胎罹患多種疾病的風險，也開始提供身高、智力、壽命，甚至髮色與眼睛顏色等估計。這些資訊並不等於能「設計」一個確定會長成什麼樣子的孩子；多基因分數本來就是機率，而且會受到族群資料、環境與成長條件限制。但商業上的改變已經發生：胚胎第一次被放進一個可以同時比較多項風險與性狀的選擇介面裡。 這件事特別值得放在少子化的背景下看。當一個家庭原本可能有三、四個孩子，父母很難在每一個孩子出生前投入同樣程度的篩選、醫療與教育資源；當生育數下降到一個或兩個，每一胎的失敗成本與期待都會提高。IVF 本身昂貴又辛苦，如果技術已經讓父母一次取得多個胚胎的資訊，「既然都做了，為什麼不多看一點」會成為很自然的消費心理。從避免嚴重遺傳病，到降低糖尿病或乳癌風險，再到選擇預測身高與智力，中間沒有一條技術上非常清楚的界線，卻有一條倫理上愈來愈難處理的坡道。.

日本的出生人數，可能終於摸到底了 日經中文網 8 月 14 日報導，日本經歷多年快速下降之後，出生人數開始出現觸底跡象。 2026 年 1 至 5 月，日本出生 28 萬 2,222 人，比 2025 年同期增加約 0.4%，也是 2015 年以來同期數字首次轉為增加；與此同時，日本結婚對數已連續兩年回升。五個月的數字當然還不足以宣布日本少子化結束，但至少第一次出現了一個值得討論的可能性：如果日本每年的出生人數真的就在 70 萬人上下落底，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答案可能比總和生育率從 1.2 變成 1.3 更容易理解。2025 年日本包含外國人在內的出生人數為 70 萬 5,809 人，已是連續第十年下降；2026 年目前則第一次出現止跌跡象。日本 2025 年人口普查速報總人口為 1 億 2,305 萬人，男性平均壽命 81.35 歲、女性 87.33 歲。假設出生人數從此固定在每年約 70.6 萬人，死亡條件大致維持現在的水準，而且先不考慮大規模淨移民，那麼其實只要一個非常簡單的算式，就能看見一百年後的日本。 一個很粗糙，卻非常有用的人口公式

Meta 最近公布了一個很漂亮的數字。從澳洲禁止 16 歲以下青少年持有社群媒體帳號的政策上路前夕到今年 6 月，Facebook 和 Instagram 已經停用了 75.6 萬個被判定屬於未滿 16 歲澳洲人的帳號，其中 Instagram 約 46.2 萬個，Facebook 約 29.4 萬個。YouTube 表示阻止約 74 萬個 Google 帳號使用 YouTube，TikTok 則在政策開始時一次移除約 55 萬個帳號，之後每個月還繼續刪除約 2.4 萬個。澳洲 eSafety 更早在今年 1 月宣布，各平台在政策實施初期總共已限制約 470 萬個未滿 16 歲帳號。從政府簡報或企業公關的角度看，這些數字都非常適合放進標題，因為幾百萬個帳號被刪除，很容易讓人產生政策正在大規模發揮作用的印象。 問題是澳洲政府自己的研究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畫面。eSafety 對同一批 10 至 15 歲兒童進行追蹤後發現，政策實施以前有 52.4% 持有至少一個受限制社群平台帳號，三個月後確實下降到 42.1%，所以帳號持有率不是完全沒有改變。但如果問

俄烏戰爭之後，世界各國談無人機，幾乎都會提到低成本、不對稱作戰、蜂群以及大量消耗，但《Foreign Policy》最近一篇談拉丁美洲武裝組織使用無人機的文章，提供了一個比烏克蘭戰場本身更值得台灣注意的角度。哥倫比亞與墨西哥的武裝組織並沒有完整的軍工體系，也沒有龐大的國防預算，卻已經能把商用無人機、FPV、炸藥、通訊與從烏克蘭取得的實戰經驗組合在一起，快速形成過去只有正規軍才擁有的空中偵察與攻擊能力。哥倫比亞政府甚至因此被迫投入大筆預算建立反無人機能力，因為它發現原本掌握制空權，並不代表能夠控制低空與近距離戰場。 這件事對台灣的提醒很直接。台灣政府近年大力推動無人機國產化、非紅供應鏈與大量採購，方向本身沒有問題，甚至可以說已經是不得不做。但現在整套政策仍然帶有非常明顯的傳統國防產業思維，也就是先確定規格、挑選廠商、建立產能，再透過多年期採購把產業養起來。問題是，無人機真正改變戰爭的地方，恰恰就在於它並不像戰車、戰機或飛彈那樣，可以用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產品生命週期來理解。當戰場上的電子干擾、通訊、導航、感測器與反制技術每幾個月就可能變一次時，真正重要

全球化給人的印象，是世界愈來愈沒有邊界。一件商品可以在台灣設計、韓國生產記憶體、日本提供材料、中國組裝，再從深圳裝船送到鹿特丹；企業可以在紐約借美元、向荷蘭購買設備、從澳洲進口礦產，最後把產品賣到全世界。供應來源似乎愈來愈多，交通愈來愈便利，資金與技術也可以跨越國界快速移動，因此全球化經常被理解成一張愈織愈密、替代道路愈來愈多的網。 　 但換一個角度看，全球化其實完成了一件非常矛盾的事：它把世界連得愈來愈緊，卻也讓世界愈來愈依賴少數幾個不能出問題的地方。全球超過八成的商品貿易按運量仍由海運承擔，但數以萬計的航線最後並不是平均分散在整片海洋，而是被迫擠進幾條狹窄海峽與人工運河。能源要經過荷姆茲與麻六甲，亞洲與歐洲之間最有效率的航線必須穿過曼德海峽與蘇伊士，亞洲與美國東岸依賴巴拿馬，而東亞龐大的製造業貿易則高度集中於南海、麻六甲與台灣海峽。 UNCTAD估計，全球超過80%的貨物貿易量依賴海運，因此這些看似只是地圖上一條細線的地方，實際上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血管。 　 Edward Fishman所談的 chokepoint，真正值得注意的也正是這一點

當住宅、水、排污、農業、醫療、學校與道路同時消失，問題已經不再只是戰爭造成多少傷亡 討論加薩，很容易把焦點放在死亡人數、停火談判、人質交換，以及每一次軍事行動造成多少傷亡。但如果把這些每天更新的新聞數字暫時放到一旁，換一個問題來看，情況可能更加嚴重：即使明天戰爭完全停止，加薩還是一個能夠讓兩百多萬人正常生活的地方嗎？ 答案恐怕已經非常接近否定。 一個現代社會能夠維持人口長期生活，至少需要住宅、乾淨飲水、污水處理、食物生產、醫療、教育、道路、電力與工作機會。這些並不是生活品質的加分項目，而是讓一座城市、一個社會能夠繼續存在的最低基礎。 從目前聯合國衛星分析、世界銀行、FAO、WHO、UNICEF、UNESCO等機構公布的資料來看，加薩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其中一兩個系統暫時停止運作，而是幾乎所有維持現代生活的基礎系統，都同時遭到大比例破壞。 這使加薩面對的問題從「戰後重建」逐漸變成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這塊土地還剩下多少可以讓人長期居住的條件？ 81%的建築物已經受損 最直觀的是住宅。 UNOSAT利用戰前與2025年10月的衛星影像逐棟比較，估計加薩約

談拉丁美洲政治，很容易掉進一個簡單的敘事：左派執政久了，經濟出問題，右派上台；右派改革造成貧富差距，選民又把左派選回來。於是從委內瑞拉的 Chávez、巴西的 Lula，到阿根廷的 Milei、薩爾瓦多的 Bukele，拉丁美洲政治看起來像一個不斷在左右兩端擺動的鐘擺。 但如果把時間拉長到十九世紀民族國家建立之後，就會發現這個鐘擺其實不是單純在左與右之間移動。每一次大的政治轉向，背後幾乎都伴隨著一種對外經濟關係的改變。誰提供資金、誰購買原料、誰控制金融、誰提供安全保障，以及世界市場需要拉丁美洲生產什麼，往往比政黨宣言更能解釋一個時代為什麼會出現某一類政府。 從這個角度來看，拉丁美洲近兩百年的歷史，其實是一場不斷嘗試回答同一個問題的過程：政治上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但經濟上究竟可以獨立到什麼程度？ 從西班牙獨立之後，先進入的是英國的世界 十九世紀初，西班牙與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體系相繼瓦解，大量新的民族國家誕生。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哥倫比亞、秘魯等國在政治上擺脫了歐洲帝國統治，但獨立本身並沒有自動創造出資本、金融、工業與現代財政制度。...

新疆問題長期被壓縮成兩種彼此排斥的敘事。中國政府宣稱，自己正在以經濟發展、反恐與去極端化改善新疆；美國及部分海外維吾爾組織則把同一套政策描述為種族滅絕、種族隔離或殖民統治。 兩種說法都抓住了部分事實，也都掩蓋了不利於自身立場的部分。 中國在新疆推動的，並不是以消滅維吾爾人口為目標的傳統種族滅絕，也不是以永久分隔族群為目的的南非式種族隔離。它更接近一項由中央政府主導的邊疆整合工程：以基礎建設、扶貧、教育、就業與城市化提高新疆與中國內地的連結，同時透過普通話教育、宗教管理、人口流動與高強度安全體系，降低民族認同轉化為政治分離主義的可能。 這套政策確實帶來經濟成長與公共服務改善，也確實包含過度監控、任意拘留與壓縮宗教文化空間的問題。新疆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當地究竟是發展典範還是集中營，而是發展與安全是否已被擴張到足以取代個人權利與民族自治。 發展本身就是治疆工具 北京對新疆問題的基本判斷，是貧窮、失業、教育落差與區域隔離，會形成宗教極端主義和民族分離主義的社會土壤。因此，中國的治疆政策從來不只依靠警察、監控與拘留設施，也包括中央財政轉移、交通建設、能源

歐盟在2026年7月20日依《數位服務法》對AliExpress處以5.5億歐元罰款後，中國商務部沒有沿用過去常見的「高度關切」或「敦促歐方停止錯誤做法」，而是直接表示，歐盟以平台監管為名設置數位壁壘，採取歧視性措施，中方將採取「有力措施」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益。 兩天後，針對法國通過的反超快時尚法，中國商務部的措辭更進一步。北京指控法國以環境保護和永續發展為名，實際限制Shein、Temu與AliExpress等中國企業，並警告一旦法律實施損害中國企業權益，將採取「必要措施予以回擊」。 截至2026年7月26日，中國仍未公布反制清單，也未宣布將對哪些歐洲商品、企業或產業採取行動。但中國官方語言已經跨過一條重要界線。北京不再只是反對歐洲措施，而是首次公開宣告，貿易反制已成為下一步可以動用的政策選項。 真正值得注意的，並不是中國已經決定如何報復，而是中國已經開始準備報復。 北京開始重新定義這場衝突 歐洲最近針對中國電商採取的措施，在法律上並不是同一件事。 歐盟對AliExpress與Temu的罰款，依據的是《數位服務法》，理由是平台未能充分防止非法、

法國國會在7月21日通過法律，禁止未滿15歲者使用社群媒體。自2026年9月1日起，未滿15歲者不得新設帳號，既有帳號則須在其後四個月內完成處理，平台也必須導入符合監管要求的年齡查核機制。這使法國成為第一個通過全面性社群媒體年齡禁令的歐盟國家。法律仍可能面臨憲法審查，YouTube、WhatsApp及具有社交功能的遊戲服務是否納入，也留下執行上的灰色地帶。 然而，這項法律真正重要之處，不在於法國把門檻設定在15歲，而在於政府對社群平台的基本態度已經改變。過去的政策假設社群媒體原則上可以向所有人開放，只要平台刪除違法內容、提供家長控制並遵守資料規範即可；新的政策邏輯則開始反過來要求平台證明，一套以最大化互動為目的的產品，為何適合直接提供給尚未成熟的兒童。 社群媒體監管因此正從內容治理走向市場准入。政府不再只問兒童在平台上看見了什麼，而是開始決定平台能否進入兒童的生活。 13歲從來不是安全標準 過去二十年，多數社群平台把13歲設定為最低註冊年齡，卻很少說明這個數字並非來自心理學、腦部發展或兒童安全研究。它主要源自美國《兒童網路隱私保護法》，該法要求網

最近，《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Fareed Zakaria 發表了一篇〈How California Became a Case Study in Failed Governance〉，引起不少討論。令人意外的是，這篇文章並沒有批評加州的經濟表現。相反地，他首先承認，加州依然是全球最具創新能力的地區之一，無論是人工智慧、半導體、生技或娛樂產業，都持續吸引全球人才與資本；若以經濟總量衡量，加州甚至足以躋身世界前五大經濟體。 真正讓 Zakaria 感到困惑的是另一件事：為什麼一個擁有如此強大經濟實力的地方，卻始終無法有效解決住房短缺、基礎建設延宕、公共教育、街友問題與政府效率等長期挑戰？在他看來，加州最大的問題並不是經濟失敗，而是治理能力逐漸失靈。這個觀察不只是對加州的評論，更提出了一個值得所有成熟民主社會思考的問題：為什麼愈成功的社會，有時反而愈難改革？ 如果把這篇文章放回四十多年前閱讀，就會發現 Zakaria 描述的現象，幾乎與政治經濟學家 Mancur Olson 在 1982 年《The Rise and Decline of...

過去一百年，城市交通規劃始終圍繞著同一個核心：如何讓更多汽車更快地移動。道路愈蓋愈寬，停車場愈建愈多，高架道路、快速道路與交流道成為都市發展的重要象徵。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全球主要城市開始發現，交通問題的核心並不是速度，而是空間。即使所有汽車都改成電動車，如果道路依然被大量私人車輛占據，城市仍然會塞車，公共空間仍然會被停車需求侵蝕，物流配送依然會占用車道，人行環境也不會因此改善。世界各國開始出現一場新的城市交通革命，這場革命的目的不再只是降低碳排放，而是重新設計城市有限的空間。 中國以新能源重塑能源結構 中國是全球推動新能源汽車最積極的國家之一。從中央政府的產業政策到地方政府的補助制度，中國將電動車視為能源轉型與產業升級的重要戰略，大舉推動充電基礎建設、電池產業與電動車普及。 在大型城市中，電動公車、電動計程車與私人電動車快速增加，使交通污染與噪音獲得明顯改善，也帶動全球電動車產業鏈快速成熟。中國的成功，在於證明電動車可以快速取代燃油車，降低都市污染與對石化燃料的依賴。然而，電動車仍然需要相同的道路、停車位與交通號誌，它改善的是能源結構，而不

最近，國際清算銀行（BIS）再次對 AI 投資熱潮提出警告。它提醒市場，AI 正帶動全球企業展開前所未見的資本支出競賽，雖然 AI 確實可能改變人類社會，但如果投資速度長期快於獲利能力，並且大量依賴債務融資，金融體系未來可能面臨新的系統性風險。 消息公布後，市場立刻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第一種聲音認為，BIS 過去曾率先注意到全球房地產泡沫、信用過度擴張及金融體系脆弱性，因此這次的警告值得高度重視。另一種聲音則認為，BIS 幾乎每隔幾年都會提出金融風險警告，如果每次都因此退出市場，可能反而錯過長達數年的多頭行情，因此其警告只能參考，不能當作投資依據。 這兩派都沒有真正回答問題。真正的問題不是「BIS 準不準」，而是「能不能建立一套模型，把 BIS 的警告與其他金融資料一起納入分析，並持續驗證它到底有沒有預測能力？」如果答案是可以，討論的就不再是預言，而是科學。為此，建立一套非預測泡沫哪天破裂、而是每月更新、修正並重新計算風險機率的金融危機預測系統，便成為監測風險的核心手段。因為金融危機從來不是預言出來的，而是監測出來的。 第一步：建立金融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