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 | 鄭成功回來時海已經退了

早上不到九點，鹿耳門的陽光已經從雲後面壓下來。風從河口吹過堤岸，鹹味很淡，混著草、水泥和遠處養殖池的氣味。我把車停好時，鄭成功已經走到比較靠水的地方。他沒有看廟，也沒有看任何寫著自己名字的牌子，只沿堤岸來回走了兩趟，偶爾停下來看遠處，再轉頭看我們剛才開車過來的方向。「潮往哪裡走？」他問。我一開始以為他問現在，後來才發現不是。他正在找一條四百年前的水路。

今天站在鹿耳門，很難只靠眼睛理解一六六一年四月的地形。臺江曾是一片向內伸展的潟湖，外側由沙洲阻隔，鹿耳門是其中可以讓船進出的港道。後來泥沙一年一年落下，河流數次改道，尤其十九世紀以後，內海迅速淤積；我們開車經過的道路、聚落、魚塭和大片平地，其中一部分當年根本沒有可以踩下去的地面。

鄭成功往堤下走了幾步，鞋底在碎石上發出乾聲。他看得很慢，像不是在辨認風景，而是在把眼前的陸地一塊一塊拿掉。一六六一年，他率領兩萬多名將士、數百艘戰船從金門出發，經澎湖抵達臺灣西南外海。熱蘭遮城守著大員的主要航道，若正面進攻，船艦必須直接面對荷蘭人的火砲；鄭軍選擇從鹿耳門進入臺江，渡過內海，再向東岸登陸。那不是一條後來地圖上畫得筆直的箭頭，而是一整支軍隊必須在潮水、沙洲與水深之間找到可以通過的位置。

我問他還認不認得。他沒有立即回答，只走到一處視野較開的地方，抬手遮住日光。過了一會兒，他指著遠處一排房子後方：「那裡以前不該有地。」「很多地方都浮起來了。」「多久？」「兩三百年慢慢變成這樣。」他把手放下，再看了一遍。「那就難怪。」我不知道他說難怪什麼。也許是難怪找不到水，也許是難怪一個曾經決定戰爭勝負的入口，如今只剩地名還記得自己曾經通向海。

我們沿著堤走回去，幾輛機車從路旁經過。廟前有人搬桌子，有人把紙箱從貨車上卸下來。鄭成功對那些寫著「開臺」與「國姓爺」的字沒有什麼反應，直到一塊牌子剛好在我們面前，他才停住腳步。「開臺是什麼意思？」「大多是在說你來到台灣以後的事。」他轉頭看我。「我來以前沒有人？」「有人。」「沒有村社？」「有。」「沒有種田？」我搖頭。

他沒有再問，只往停車的方向走。我跟在後面，看見他鞋邊的影子落在乾燥的柏油上。後人替他留下了很多稱號，真正托住那支軍隊的水卻退得最遠。

從鹿耳門往市區開，導航只告訴我還有多少公里，鄭成功卻一路問水。經過一片住宅時，他問這裡以前是不是臺江；道路稍微降低，他又往窗外看；到了橋上，反而安靜下來，把河道兩側看得很仔細。我起初還試著回答，後來只能把手機裡的舊海岸圖放大給他看。今天地圖上的街廓太密，舊水面一疊上去，許多熟悉的地方突然像沉到水底。車進入北區，我告訴他，我們要去禾寮港。

他轉頭看了我一眼。「坐車？」「現在那裡沒有港了。」鴨母寮市場附近正是早上最忙的時候。騎樓下堆著菜籃，魚攤的水順著地面流進排水溝，貨車停在巷口等位置，幾個人從我們中間側身擠過去。鄭成功站在市場外沒有立刻往前，先看道路，再看房子，最後回頭望向我們來的方向。一六六一年鄭軍由鹿耳門進入後，又渡過臺江，在禾寮港一帶登陸。現在這裡離海很遠，甚至很難從市場的聲音裡想像船槳、潮水和大批士兵涉岸而上的情景。可是位置並沒有因此失去意義；從這裡往南走，普羅民遮城已經不遠。

市場裡一輛載著蔬菜的推車卡在人群中，前面的人讓出一點位置，它才慢慢過去。鄭成功看了一會兒。「貨還是從這裡走？」「不是港口的貨了。」「我知道。」他抬下巴示意那輛推車。「人多的地方，路就會自己留下來。」這句話說完，他才往市場裡走。我買了一杯冰茶，跟著他從攤販之間穿過去。雞肉攤的刀一下下落在砧板上，香料、熟食、魚水和塑膠袋的味道交在一起。幾百年前一支軍隊從這裡上岸時，最先需要的也不是紀念，而是路、糧食、飲水和可以繼續往前的人。我看著他在一間雜貨攤前讓過送貨員，這座市場和消失的港口之間，也沒有想像中那麼遠。

赤崁樓附近已經開始有旅行團。鄭成功站在入口外，先抬頭看兩座紅色樓閣，再低頭看我手機上的舊圖。他記得的是普羅民遮城，今天最先出現在眼前的卻是清代以後陸續形成的屋宇、石碑、庭院與樹蔭。四百年裡，這個地方沒有消失，只是不斷有人在上面加東西。我們繞到較低的位置看舊城牆。他的腳步立刻慢下來。

牆磚有些地方已經失去整齊的邊角，灰漿顏色也不一樣。鄭成功蹲下去看了一會兒，手指停在距離磚面幾公分的位置，沒有碰。「這一段多久了？」我告訴他哪些部分屬於荷治時期舊構，哪些地方後來改過。他沿著牆走，每到轉角都會抬頭重新看一次上面的建築，像試圖從現有屋簷底下，把原來的城形找回來。

鄭軍登陸後，普羅民遮城很快失守。真正耗時的戰爭還在臺江另一側的熱蘭遮城，但取得赤崁意味著他已經在東岸站穩。接下來的事情不再只是進攻：軍隊要駐紮，糧食要調配，地方要有人管理。後來的承天府、天興縣、萬年縣，讀起來是一串制度名詞，站在這面牆前卻突然變得很實際。我問他：「那時候已經準備留在這裡了嗎？」他仍看著牆。「留多久？」「我是問，你是不是已經把台灣當成以後的地方？」

這次他站起來。「以後是多久？」我沒回答。他拍拍衣服上的灰，往另一側走。「人到了，就先把今天過完。兵要吃飯，地方要有人管，明天有船回來再說明天。」庭院另一頭傳來導遊的擴音器，正在說「延平郡王」。一群學生排隊從我們旁邊走過，其中兩個人還在低頭討論午餐要吃什麼。鄭成功讓到樹下，目光追著他們走了一小段，然後問我：「現在這裡管什麼？」「古蹟。」

他皺了一下眉。「只管這裡？」「差不多。」他又看一眼城牆。曾經從這裡向外發號施令的地方，如今只剩自己的牆需要被照看。

離開赤崁時已經接近中午。我在附近找了一間店坐下，點虱目魚粥、煎魚肚和兩樣小菜。鄭成功坐在對面，看著店員把一盤盤魚送到不同桌上，又轉頭看冰箱裡排列整齊的魚。「哪裡來的？」我說多半是養殖。「一天能有多少？」我答不上來。他沒有再追問，只看著我把刺挑出來，過了一會兒又問：「現在台南還缺糧嗎？」我說平常不缺。

他點了一下頭，視線落到窗外送貨的小貨車上。從鹿耳門到赤崁，他一路在找的似乎從來不只是自己留下的痕跡；水從哪裡來，路怎麼走，貨從哪裡進，人靠什麼活，這些事情比紀念碑更能讓他停下來。

吃完以後，我們搭公車去安平。從今天的赤崁到安平，不過是一段普通的市區交通。車沿道路向西，機車、便利商店、住宅與學校從窗外滑過。我坐在靠走道的位置，鄭成功卻一直看窗外，尤其每逢橋和稍低的地勢便會往前傾一點。過了好一段，他忽然問：「我們什麼時候過水？」「已經過了。」「哪一段？」我指向剛剛經過的橋。他回頭看。「只有那麼一點？」

我把舊臺江內海圖重新打開給他。今天連成一片的市街，在他記得的地形裡有很大一部分隔著水。赤崁與大員不是兩個開車十幾分鐘的街區，而是內海兩側的兩個世界。他看完沒有說話，把手機還給我。公車繼續向西，空調吹得很冷；窗外一間補習班、一排新公寓和一座加油站依次經過。過了幾分鐘，他忽然笑了一下。「你們把水走完了。」

安平的午後比市中心亮。老街上都是人，炸蝦餅的油味、蜜餞店的甜味和曬熱的牆混在一起。有人拿著冰淇淋，有人排豆花，一家紀念品店門口掛著幾個畫成卡通模樣的國姓爺。鄭成功經過時看了一眼，腳步沒有停。真正讓他停下來的是安平古堡裡的一段舊牆。今天人們叫這裡安平古堡，可大部分最容易被看見的建築，都不是他攻下的那座熱蘭遮城。荷蘭時期的城堡經歷拆除、取材、清代荒廢與日治整建，今天真正留下的早期構造已經有限。白色瞭望台很醒目，他幾乎沒看，沿著邊緣走了一圈，直到紅磚殘牆出現在樹根下面。

他把手放在牆上。一路到這裡，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真正碰一樣東西。一六六一年四月底開始的圍城，在這裡持續了九個月。普羅民遮很快失守，熱蘭遮卻沒有。鄭軍曾嘗試強攻，也遭遇挫折，後來封鎖、等待援軍失敗、火砲與談判交錯進行。直到一六六二年二月，荷蘭方面才正式簽下和約離開。「還這麼厚。」他說。

牆面被陽光曬得發熱，他的手卻沒有立刻收回去。我站在旁邊，聽見不遠處有人在叫孩子不要爬牆，也有人問哪個角度拍照比較好。熱蘭遮投降後，鄭成功把它改為安平鎮，內城作為內府。他終於進入一座花了九個月取得的城，卻只在這裡住了幾個月。我沒有把這件事立刻告訴他。

我們沿著殘牆往下走。他不時停下，從不同方向看空間的高低，遇到一處視線被樹擋住，便換到另一側。走到比較陰涼的地方，他問當年的海在哪裡，我指向今天已經隔著大量陸地的方向。「更近。」他說。「那時候當然近得多。」「船在下面就看得到。」今天從這裡看出去，已經沒有那種視野。

他在牆邊站了很久。安平古堡裡的遊客一批批換掉，石階上鞋底的聲音不斷。對現在的人來說，這裡很容易被看成戰爭結束的地方；對他而言，城門打開時，還有軍隊、船、清軍、金門、廈門，以及很多沒有完成的事情在後面等著。他終於把手從牆上拿開。「走吧。」

從古堡往昔日烏特勒支堡的位置走，觀光區慢慢退到身後。遊客少了，路邊剩下住宅、墓地、圍牆、雜草和偶爾經過的機車。鄭成功反而越走越快。一六六二年一月，圍城已經拖了很久。熱蘭遮城南側高地上的烏特勒支堡，是荷軍重要的外圍據點。鄭軍在一月二十五日集中火力攻擊烏特勒支堡與熱蘭遮城；守軍撤離時引爆預先埋設的火藥，進入堡內的鄭軍也因此傷亡。失去這個位置後，熱蘭遮城的防禦已很難繼續。

今天地面上幾乎沒有一座可以讓人立即辨認的堡。鄭成功到了附近，卻沒有露出失望。他先沿道路走了一段，又繞到較高的地方，站在那裡往安平方向看。房屋、樹木、電線和後來的地形把視線分成很多小塊，他便換另一個位置。我跟得有點喘。「你找城？」「找得到才奇怪。」他說完又走了幾步，才停下來。「但是高低不會差太多。」

我站到他旁邊，順著他的視線望出去，只看見現代安平零碎的屋頂與樹。他卻在那些東西之間看了很久，偶爾瞇起眼睛，像還能從不完整的縫隙裡量出某種距離。風從西邊吹來，帶著午後的熱。「海以前也在那邊？」我問。「海、城、船，都在。」他用手在空中比了一下，隨即放下。

如今什麼都沒有重新出現。沒有砲聲，沒有火藥，也沒有被風吹動的軍旗。只有一輛垃圾車從下面的路慢慢開過去，音樂聲越來越近，再越來越遠。鄭成功等它走了，才下坡。

那天傍晚，我們留在安平。店家開始收桌椅，白天排隊買吃食的人散掉大半，巷子裡的聲音變清楚了。有人拖鐵門，有人騎車回家，一戶人家二樓正在收衣服。海風依舊潮，衣服貼在背上。我問他：「攻下這裡以後，你本來準備下一步去哪？」他沒有立即回答。「哪裡有船，就從哪裡走。」「還要回去？」「不然呢？」「很多人後來把台灣當成你最後選的地方。」他停住腳步，看著前面已經亮起燈的街。

「最後和選，是兩回事。」這句話之後，他沒有再談反清復明，也沒有說自己的計畫究竟做到哪一步。我們沿著安平的巷子往住處走，途中經過幾間關門的店。夜色把白天那些用來介紹國姓爺的招牌都收暗了，剩下住宅裡的電視聲、洗衣機聲，以及一座曾經隔著內海與府城相望的地方，現在和台南其他街區一樣有人晚歸。

第二天早上，我們又回安平。遊客還沒完全進來，古堡四周比昨天安靜。清潔人員正在掃落葉，一輛機車從巷口經過，鳥叫偶爾被遠處施工聲壓掉。鄭成功沒有再摸那面牆，只站在樹下往裡看。我這時才告訴他：「你後來就在安平病死。」他的表情沒有什麼變化。一六六二年五月，鄭成功病於安平，年三十九。關於他最後的病況與死因，後來留下不同記載，我沒有追問哪一種才對。他也沒有像一個重返死亡現場的人那樣尋找某間房，反而問我：「哪一年？」

我以為自己聽錯。「一六六二。」「我知道。」他轉過來。「我是問，拿下城以後多久？」「幾個月。」這一次他沉默了。清潔人員的掃帚沿磚地刷過，一下又一下。遠處有人把古蹟入口的門推開，第一批遊客已經到了。「這麼短。」他終於說。沒有第二句。昨天我們走過九個月的圍城，他也一路談船、糧食、城牆與下一步；到了這個早晨，那些事情忽然都換了一個比例。

他往出口走時，沒有回頭。公車從安平往市中心開，早上的台南已經開始塞車。我們經過昨天來過的路，他仍偶爾看向窗外，卻不像第一天那樣每隔一段就問水在哪裡。快到中西區時，他反而開始看道路寬度、騎樓和沿街的廟。

到了延平郡王祠，他在門外站住。這是兩天裡第一個在他還沒有走進去以前，就已經把他的名字寫得非常清楚的地方。他先看門，再看裡面。「我的？」「現在是。」他皺眉。「現在？」我只說：「進去再說。」

延平郡王祠裡比街上涼一點。樹影落在地面，香煙很薄，有人在殿前合掌，也有人只是走進來看看。鄭成功沒有走向自己的塑像，先去看匾額與碑文。我陪他慢慢走。他死後，台南民間仍有祭祀他的地方。到了清代，同治年間沈葆楨來臺籌防，奏請朝廷為鄭成功建專祠、賜諡「忠節」，延平郡王祠因此成為官方祀典的一部分。我把「忠節」兩個字指給他看。「誰給的？」「清廷。」

他轉頭。我以為他沒聽清楚，又說了一次。「大清。」他抬頭重新看那塊匾，停得比在安平殘牆前還久。「他們贏了多久？」「你死後二十多年，鄭氏政權才結束。後來兩百多年都由清朝統治。」「所以他們給我忠節？」「對。」他忽然笑了一聲。不是高興，也不像譏諷，更像有人把一筆帳算得太晚，晚到連生氣都沒有必要。「倒也省事。」他繼續往前。

再往裡走，我才告訴他下一層。一八九七年，日本殖民政府將這裡改為開山神社，利用鄭成功出生於日本、母親田川氏為日本人的身分脈絡，祭祀鄭成功及其母親，讓這個人物進入另一套帝國敘事。他的腳步在這裡停了。「我母親也在？」「在那個時候，是。」他沒有再問政治，也沒有問日本人如何稱呼他，只低頭站了一會兒。

田川氏死得很早。鄭成功二十多歲時，清軍進入他父親在福建的故里，她死於那場戰亂。對後世而言，她的日本出身可以被寫進帝國、血統與認同；對站在我旁邊的人而言，她首先只是母親。庭院裡有孩子跑過去，鞋底啪地踩過石面。過了一會兒，鄭成功才問：「她的像還在嗎？」「現在這裡不是神社了。」他點頭。

日本戰敗之後，開山神社的時代結束；一九六三年，延平郡王祠重建成今天的形式。清朝曾把一個反清的人納進忠臣祀典，日本殖民政府又從他的出生與母系替他尋找另一種身分，戰後的建築則再次把他放進新的歷史語境。我只說到這裡。

殿前一位父親正在指著鄭成功塑像跟孩子說話。我們距離太遠，聽不清楚內容，只偶爾聽見「國姓爺」三個字。孩子仰頭看了幾秒，很快又被旁邊的東西吸引，跑開了。鄭成功看著他。「現在小孩還知道？」「有些知道。」「知道什麼？」我想了一下。「每個人知道的不太一樣。」他點點頭，沒有追問。

我們走出祠門，中午的光已經很白。開山路上的車一輛接一輛，騎樓裡有人買便當，機車在紅燈前排成一列。鄭成功站到樹蔭邊緣，回頭看了一次祠的屋頂，然後往赤崁方向走。這一段我沒有叫車。我們就走。

走過幾個街口之後，城市重新變成普通的台南。修車行、診所、飲料店、廟、老房子和新大樓各占一點位置，空氣裡有機車廢氣，也有餐館剛開火的油味。鄭成功已經不再詢問每一塊地以前是不是海，只偶爾在轉彎時停一下。

到一個十字路口，他又停了。不是因為看見自己的名字。路口什麼特別的東西也沒有。柏油被太陽曬得發白，一排機車等著號誌，對面騎樓有人坐在塑膠椅上喝飲料。他往西看了一會兒。「這裡以前有水？」我看了一下地圖。「有。」「多深？」「這我不知道。」他沒有嫌答案不夠，反而往前走到斑馬線邊。紅燈還剩四十幾秒。

一輛公車從我們面前開過，接著是貨車、兩輛計程車和一串機車。四百年前，如果真能把舊臺江的水面原樣放回來，其中一些車此刻應該正在水上。號誌變綠。旁邊的人開始過街。鄭成功沒有立刻動，等第一批人走出去幾步，才跟上。我走在後面，看著他的深色衣角從斑馬線一格一格越過去。到了對面，他也沒有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