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 裕 

應事先求義理明，
權衡莫使失公平。
一毫偏處千鈞重，
百世家聲此處成。

宋教仁遇刺後，北京與國民黨之間的互信迅速崩裂。七月間，李烈鈞在江西起兵反袁，安徽、江蘇等地相繼出現軍事行動，黃興到南京主持局面，陳其美亦在上海活動；袁世凱以北洋軍力進兵。長江沿線的印信、船期與收貨人一日數變，櫃前最先失去的不是政治立場，而是商人對明日能否收款的把握。

九江、安慶與南京同日傳出軍情時，范敬之將沾著這些地名的相關票暫停兩日，逐案重查。他沒有寫永久戰區禁票，自以為兩日足夠把真貨從空款裡挑出。多數貨物與付款人其實已在上海或香港，條件俱全者很快恢復；可一間小藥鋪的四兩二錢短票，已因此錯過補貨船期。店主借不到替代款，十二日後關門，學徒失去工作，庫中舊藥折售又少收一兩二錢。

藥鋪東家是周厚仁早年結識的舊友。庚子後同裕被疑替官款護銀時，正是他曾替同裕說：「看他最後付誰，不看他同誰坐過席。」這回周厚仁託范敬之送去一筆不計息的清貨短款，對方卻把舊友帖與同裕客簿一起退回，道：「你今日最怕與政治沾邊，便先拿認識你的人試刀。我再借你的銀，只會替你證明錯停也能把客戶留住。」此後他沒有再進同裕櫃門。

范敬之在原停票批頁上補署自己姓名，沒有將責任全推給總號。他另致平遙一函：往後若只寫「某地涉亂」「某戶涉黨」，卻不列貨物、買主與付款地，上海分號一律退回重寫。他對副手說：「我可以服從具名判斷，不能再替一句怕錯把整排真票壓死。」

戰事本身仍不肯照兩日限期行走。章承海收到「南京以下仍通」的舊電，讓一批茶貨續下；船到蕪湖，前路已臨時封鎖。部分茶貨淋雨，部分轉回漢口，其餘在蕪湖停了多日，改泊、棧租與折售都生出費用，裝卸工的工錢拖到次月。電報有時辰，貨到以前也會變成舊消息。

一名布商送往南京的粗布，原買主是地方民用承包戶。具名驗收的一部分後來收到了銀，碼頭上被部隊拿走的另一部分只留口頭說明，多年追索仍無結果；退回貨物受污，鎮江存貨又添棧租。附近另有棉布經紀人趁兩地消息斷裂，把同一批鎮江棉布先在上海押借，再持抄件到南京另一家銀號借款。直到章承海核對箱號，兩筆銀早已放出，處分貨物後仍有短缺，由兩家放款人爭訟分擔。

瑞昌綢莊的新東家把已驗生絲與未繅原料分開，只替有買主的部分辦短票；大多交付，仍有貨在鎮江換船時混入他號，找回後受潮折價，織工也延薪。許紹成的正安布莊沒有把軍需詢價當訂單，卻誤信一張真的地方軍政印信，先裁軍布。機關易手後只收少量，另有貨被他隊取走而無收條，餘貨重染作民布，工人延薪，短工離去。印是真的，活到驗收日的機關卻已不是原來那一個。

福源茶莊的新東家按可久存、已有外銷買主與鄰埠短貨分箱；一名夥計為保佣金，把不同批次都報作已有上海買主。分號先辦短票，買主只認一部分，其餘折價另售。夥計退回佣金後離職。父子承接書留下了舊契，沒有管住新經手人的誇口。

香港處理的家款與商貨短匯，多數具名款仍能到手，遷居、船期與假函則使其餘延付、退回或凍結。南京學徒先向同鄉借飯錢，寡婦的款退匯重辦，又耗一層匯費。九江、安慶與南京轉港的商款，若有上海或香港付款人便照辦；借黨務急用之名、卻說不出原貨款來源的，仍被推回。

江蘇銀行、外銀與北京分號各守自己的尺度。長江商票有照辦，也有縮額、延查或拒絕；外銀把戰區押品成數壓低。北京地方舊款中，有原驗收與新承接者獲付，也有只認一部分、延到次年或因原機關消失而被拒；煤商只收半款，車夫跟著欠薪。

北洋軍控制南京的電報傳來後，范敬之又一次恢復得太早。一張貨車在鎮江被軍用車皮徵調，延誤多日，貨主多付腳價與棧租。城市易手不等於車皮、碼頭與經手人已回到原位。

到九月底，二次革命的軍事反抗先後失敗，孫中山等人赴日本。上海案上仍擺著無據徵布、跨埠重押、倒閉藥鋪舊票與改泊受潮貨單；有的全結，有的只收部分，也有延到次年，或連貨與經手人都失去。周厚仁沒有另立戰區等級，只保留貨物最後可驗地、原債不隨改付地轉移，以及戰後重查貨物、機關與付款人幾項提醒。范敬之提出的退回權也未撤回。

他把倒閉藥鋪的四兩二錢舊票壓在報告最前，下面是自己後補的姓名。總號從此不能再用一句地名替上海落停，上海也不能再把具名批頁推回平遙便算服從。兩日已過，藥鋪門板上的鎖卻沒有再開。

正是：

兵退未消商戶債，路通仍有舊責空。
欲知總統權力如何日益集中，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