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 裕 

道在尋常日用中，
無須高論逞英雄。
晨昏但守平生節，
自有家聲與世同。

武昌克復未滿一月，三鎮江岸的旗幟雖已換過，街市上的銀錢與人心仍未一時安定。自廣州北來的黨政人員、軍中書辦、報館記者與各省商客接踵而至，漢口棧房一日可換三批住客；武昌舊衙門忙著清點印信，漢陽兵工廠查核存料，輪船則在新設檢查處前依次候驗。商人從前只問船何日到、貨向何處卸，如今還須問收貨人隸屬哪一機關，原欠票是否仍由舊戶承擔。

漢口分號門板已全數卸下，櫃後那張長江清算木板卻仍留著十月的空格。晨間開櫃以前，李翔宇總把昨夜三封電報按時刻壓在板下：上海報已裝船與正本所在，香港報外匯與南洋來款，漢口報到港、點收與當日現銀。他仍穿著留守夥計的短褂，來人起初常把票遞給旁人；待舊官署票、新機關印信與改港提單纏到一處，櫃前的眼光又都落回他身上。

武昌圍城數月，他每日先查碼頭，再查棧單，最後才開現銀箱。九江轉來的布貨、漢陽被徵用的米糧、武昌未能入城的機器，經他一一分開原買主、實收人與保管責任。林維清連看四旬日結，見空白從不用估數填補，付出的銀亦能追到正本與回單，遂從香港送來一本掌櫃日結式樣和六項試辦交代，卻沒有委任書，也沒有分號印。

夥計原想在門外掛紅，李翔宇搖頭。他把短褂外的舊馬褂扣好，先結完三張未清票，才將覆核函壓在日結簿旁。翌日第一筆辦的不是新機關大票，而是一張碼頭腳夫工單；船名、件數與卸貨時辰俱全，數目不大，卻是復櫃後連續第三十日按日付清。試辦仍是試辦，他主持櫃面，不能持掌櫃印，也不能因新機關名義放寬跨埠公款。

其時北伐軍已由兩湖轉向江西、福建與浙江。蔣中正將總司令部移駐南昌，軍令與前線調度多由江西發出；何應欽所部經福建北進，李宗仁、白崇禧所部亦隨戰局向長江下游推展。武漢聚集黨政人員，南昌掌握軍事進退；兩處公函所用名義愈來愈多，商人也漸漸學會分辨，哪一張紙只是命令，哪一張紙後面另有付款來源。

十一月上旬，周敬安提出，南昌軍政來件與武漢黨政來件一律使用同一張核驗頁，只認原付款人、實際收貨與到期，不認機關聲勢。他以為紙式相同，便可證明同裕不偏任何一方。杜景和卻寫道：「兩邊都要我們先否認另一邊，表格相同，只會讓兩邊都說我們替對方留後路。」不久，南昌來函質問漢口為何仍核武漢舊戶，武漢方面又要求停止承認南昌軍令下的新採辦。

李翔宇把兩封公函並放在櫃前，仍逐筆保留原戶、交貨人與實收日。已有貨物與具名收據的一段照辦，其餘留在原頁。幾名機關經手因此轉投別家；同裕帳面沒有替任何一方改名，南昌、武漢卻都少了一分信任。櫃上沒有宣布誰合法，兩邊仍把每一次付款看成態度。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號，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將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由廣州遷往武漢。漢口租棧、紙張、電報、家具與短期現銀的需求驟然上升。譚延闓等在位委員與陸續北來的中央人員籌備辦公，宋慶齡亦在武漢公開支持革命事業；南洋大樓附近每日車馬不絕。

有人拿一張「遷都公用」總單來到分號，內列桌椅、紙墨、煤油與數月房租，要求一次支銀。李翔宇請來人逐項補承辦者。桌椅有木行報價與交貨地址，紙墨有啟文書局印單，煤油只有口頭估數，房租連押租由誰負擔都未談定。他先承桌椅與已定紙墨的十五日票，煤油及房租留候核。來人嫌他瑣碎，他只把昨日收回的一張舊票推到桌前：「這也是一個機關所開。機關換了名，木行還在等銀。今日四件混成一件，明日又只剩一個名字。」

啟文書局為武漢來單排成三班。報館急印政論與北伐消息，中央機關要表冊、公函和告示，普通商戶又催年終帳簿與貨單。紙張同由上海庫房領出，收款簿卻各自分開。報館說發行必漲，陳景初仍只按已收訂數印首批；中央機關公函亦依具名承辦人、尺寸和交付日分次計價。紙從同一刀裁下，卻不能因聲勢相同便由一處欠款替另一處作保。

十二月上旬，廣州原有機關陸續停止辦公，委員與職員沿江北上。武漢臨時聯席會議承擔黨政中樞職權，各團體紛紛尋屋、設收發處、募旅費。有人把「迎汪」二字寫在募款簿首，持到分號請先墊活動費。李翔宇只收已具捐款人姓名的現銀，未收部分沒有寫進應收。

政治聲勢愈高，櫃面的現銀愈須分清。各省來人的銀元成色不同，機關薪給、商戶貨款與家屬匯費常在同一日擠到櫃前。李翔宇把人排成兩隊：一隊辦有密押的家款與工資，一隊查商票、貨單與機關請款。他仍只是留守夥計。新舊簽押不合的機關薪給須等廣州原冊或香港回電，跨埠公共款仍報林維清；其餘有正本、有密押、已到期的家款與工資照常付出。

元旦前後，三鎮合為武漢的命令公布。街上新牌匾一夜添了許多，舊名仍留在帳冊裡。李翔宇叫人在新戶頁首加一條細索引，寫明前身、經手人與首筆款源；只是地址或名稱改換，原欠票仍留舊頁。一個由廣州遷來的委員會帶來三張未結紙款，其中一張廣州商號早已收訖，兩張尚待武漢驗收。櫃上劃去已付的一張，其餘等實物入庫，沒有因遷移一次便把舊帳再做一次。

民國十六年初，香港總號的正式委任書與漢口分號印一同送到。信封裡沒有賀詞，只有一方印、一本掌櫃日結式樣與原來六項交代。李翔宇仍先做完當日未結的票，日落收櫃後才換下短褂，接過分號印。夥計又想掛紅，他只將印放在日結簿旁，第一個蓋押的仍是一筆碼頭腳夫工資。

升任第十日，一名職員拿廣州舊領款證與武漢收款處的新簽押來兌。舊證邊角「已支十二日」被水漬遮去，李翔宇見新簽押齊全，未等廣州原冊回電，便付了本月全額。三日後原冊到達，兩張薪銀單攤在同一張桌上：同一人、同一月份，其中十二日已在廣州領過。

職員退回一半，另一半已交房租，不能當日追回。分號將餘款列錯付。林維清沒有撤印，只令李翔宇兩個月內辦機關薪給時，須由帳房再具一押；跨埠公共款仍報總帳房。原本獨放在日結簿旁的掌櫃印，自此每日先放進一只雙格木盤，票面須有兩處押記，才能移到印下。

李翔宇在錯付頁具名，沒有以新簽押齊全推掉自己的等待義務。其他有正本、密押與到期的家款、工資照常支付；雙押只限機關薪給，不拿一宗錯誤封住所有櫃面。正式升任帶來的第一件新東西，不是紅綢與賀辭，而是一只兩個月不能少一格的木盤。

同月，南昌總司令部與武漢政治中樞的分歧更見公開。蔣中正留駐南昌，主張軍事進程和指揮權不可受阻；武漢方面的中央人員、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人要求提高黨權，工農運動的聲勢也一日高過一日。譚延闓須使遷移後的政府繼續運作，宋慶齡則屢次公開表明革命應守孫中山遺志。商界聽見的是兩種公函、數處收款地和不斷縮短的票期。

周敬安再次主張，把機關戶一律標作「政治待核」，免得分號被兩邊利用。杜景和反對用一個標籤封住所有已成交商貨；他認為周敬安仍慣於以全局命令處理地方風險。周敬安則懷疑杜景和只顧上海客戶。兩人的電報同留在交接簿，沒有誰被改寫成事後唯一正確的人。

上海分號也到了交接關口。范敬之掌櫃二十五年，看過外銀擴張、清廷覆亡、停兌風潮與軍閥更替；正月裡，杜景和依委任到號，跟著他連查七日：現銀、密押、本地商票、漢口香港正本、南京浙江沿線未到貨、工資、棧租與舊訟票，一頁頁查到末欄。

交印那日，范敬之把掌櫃印放在一只未上漆的木匣裡，旁邊壓著三張未清票：南京商戶的貨仍在鎮江；武漢機關的紙已到漢口，尾款未付；香港買單原收貨人歇業，貨改送上海，正本背書卻未完成。杜景和逐張說明正本、貨物與清償地，對第三張只道：「貨到了，改約尚未成；接印後仍只能待追。」范敬之這才將木匣推過去。

杜景和接印後，第一封發往漢口的電報不是報新任，而是追問武漢紙貨的點收時辰。李翔宇回報兩箱在漢口、四箱在武昌，一箱潮損留於九江；上海便依三處回單分付。香港買單卻未能如此分清，到月底只追回定銀與部分貨價，餘款仍待追索。杜景和將未收部分寫在新任第一頁，范敬之在交接冊末只留六字：「責已分，款未清。」

正月下旬，北伐軍由江西、福建向浙江推進，南京商戶已有人把收款地改寫上海或漢口。杜景和准改收款地，票背仍保留南京原債務人；貨若改由鎮江起運，另加轉運單。收銀的地方可以換，欠銀的人不能跟著消失。

民國十六年二月，武漢政府機關日益完備，汪精衛將歸國的消息引起左右兩派期待；蔣中正仍掌軍事實力，南昌與武漢權責之爭愈發尖銳。上海工人罷工與起事的消息陸續傳出，商戶要求將未到期票轉往香港。杜景和只外移收款人明確、正本可以交接的款；已入租界棧房且有買主的，仍在上海結清；尚在浙江鐵路沿線的貨另候到站。

漢口分號門前也排起新長隊。升任掌櫃一月有餘，李翔宇仍每日兩次清點：午前看現銀與到期，收櫃後看正本與次日船期。新戶數已超過戰前，長票卻沒有隨之增加。機關薪給頁仍先放進雙格木盤；兩個月限制尚未屆滿，帳房第二押每天緊挨著他的掌櫃印。

月底，周敬安仍想在四地合報頁首蓋「同裕不涉黨爭」。杜景和回電拒絕：一方若看見同裕替另一方保存舊責，再大的中立字樣也不會被相信；能留下的只有誰交貨、誰收貨、誰拒付。林維清將兩封電報並列歸檔。

夜裡收櫃，李翔宇把最後一張家款交給收款人，又在政治印件旁註明尚缺簽押。掌櫃印鎖入匣前，他將那兩張重複薪銀單折在錯付頁內，雙格木盤仍留桌上。武漢、南昌各自向前，兩邊都開始要求商號用資金與承認表示忠誠；而他接過的印，只能證明哪一筆由自己付出，不能替兩個政府決定誰應被相信。

正是：

兩地分途名勢起，四方清帳本源明。
欲知上海風雷驟作，商戶銀路如何轉避，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