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 裕 

國有興衰道自長，
存誠守義是綱常。
一家若得風規在，
不負前人不負鄉。

國十二年秋，北京茶樓、旅舍與會館間先傳出議員往來的銀錢消息。十月曹錕當選大總統，賄選之說已遍傳南北。報紙日日刊載，尋常商人再看蓋有官印的公文，也不肯像從前那樣自然相信。北京分號送來急電：持官署名義求借者忽然增多，有人拿採辦批文，有人拿多年供貨名聲，也有人將官款、軍需、商貨和私借寫在一張紙上。周厚仁只回八字：「名可更，責須明；款可緩，貨須真。」

第一個撞上這八字的，是京中煤商。憑單寫著一大批煤已運抵北京，實際只有一半入庫，另一半停在轉運棧，總數裡還混著尚未發運的下一批。已驗收入庫者列作官府應付，棧中煤仍是商戶自有貨，未發者不入帳。官府應付不先承貸，棧煤另覓買主後才可辦短票。煤商不服，說貨既是真的，公家終究會給錢。周敬安答：「貨真，只證明貨在；公家終會給，是日後的話。」

京津很快出現專收官府欠條的掮客，以低價買下久未撥付的採辦憑單，再拿去別處抵押。煤商折賣一部分換現銀，冊上另記折價、買受人和原承辦責任，免得換了持有人便又生一份信用。下一批煤須更多定銀，轉運棧提高堆存費，腳夫改成每日結算。賄選用的是政界之銀，成本卻沿一車煤、一包藥和一日工錢慢慢往下走。

藥材商帶來的商會函件則不同。貨供善堂和醫院，會員捐款已有半數入帳，善堂也留著前批結算存根；商會只證貨價與用途，沒有替官署作保。已收會款和已交藥材分作兩段，公共名義沒有把它拖進官府失信的泥裡。

官印變輕後，地面上的另一種勢力卻抬起頭。法租界邊一處暫存銀行票、商戶回單和萬春清算副本的棧房，連續兩夜有人在門板畫記號，又警告守棧夥計，第三夜不只畫記號。一名熟悉巡捕房華人探員與碼頭人情的中介，到分號索三夜護櫃費八錢，不說替誰辦事，也不肯留收據。

范敬之若不付，帳證和兩名夥計當夜便須搬走；巡捕房只答應照常巡查，臨時搬遷又可能把萬春存戶與官款副本混失。他最後准付一次八錢，由上海分號自認，不列客戶費，不許續月，也不交任何商戶姓名。棧房三夜無事，夥計未受傷；市場卻很快傳同裕已向碼頭勢力買路。有人因此放心送件，也有人說同裕口稱帳據清白，暗地仍靠無名人情保櫃。八錢列作無可追支出，保住了紙和人，沒有買回名聲的清白。

報紙對賄選的議論日盛，啟文書局接到評論、小冊與號外的訂單。有人拿幾家報館共同聲明，要求同裕替宣傳印件墊紙費，說商會日後必能募足。范敬之只讓具名報館按各自訂數立短票，不收「全國輿論」作擔保。陳景初道：「正義是人心要守的，紙款是印工要領的；若拿前者代後者，先吃虧的仍是排字和送報的人。」

商會中有人主張各家聯保，以民間聲望補官府之失。范敬之要求每家寫明上限、期限與退出條件，不許十家只蓋十枚印，卻無一戶說到期出多少銀。幾家原想借商會招牌的商戶退去，留下者才逐戶填明數目。

董啟元所守的萬春銀號偏在此時撐不住。兩年前股票押款、信託停業與錢莊縮拆沒有真正清完，只靠續票和官紳人情藏在舊帳裡；如今官署承辦款又因賄選無人肯認，舊虧、新欠和存戶到期同日撞上櫃面。帳面仍有應收，銀箱卻不夠。

存戶一早排到門外，有人只取家用，有人要領工錢，也有人索性把多年積蓄轉走。董啟元先拿新票頂舊票，又請熟紳出面安撫，才發現印信和人情都補不出現銀。幾名大戶可以另找銀行，小戶只能握著存單等。

董啟元帶著三冊舊帳到上海：股票押款、官署與承辦商欠款、存戶到期與錢莊拆借。他想把可看的名目合成一張大票，借現銀渡過提款。周敬安翻到股票押款時，沒有用「貪進」兩字推開；他自己也吃過同源押品的虧，只說今日不能再拿另一批人的存銀替舊判斷遮掩。

三冊被拆開：董氏與合夥人的本錢先承擔押品不足；有存單、已到期的小額存戶列在前；有實貨、具名買主與可核存根的商票才可辦短款；只有官署批語而無驗收者另封；拿新票抵舊票或承辦人失蹤者列疑帳。真正可追的商責不到帳面一半。

同裕只對有實貨與具名商戶的部分辦款，董氏合夥人另補自有銀，仍不足全數兌付。萬春先付家用、工錢與可證的小額存款；未到期大戶逐戶商議展期，普通無押債權只能按回收分次領取。有人領足，有人只領一部分，也有人把餘額轉去新式銀行，再沒有回來。

萬春遂停股票押借與官款墊付，只留少數熟客匯兌和有實貨商票。三扇櫃面縮成一扇，兩名櫃伙被遣，董啟元親自坐在門內逐筆解釋。普通債權人仍須等待，舊虧也沒有因官府信用稍後回穩而消失。賄選只是最後壓下的一塊石頭，真正使萬春退潮的，是兩年來一層疊一層的舊洞。

北方資金開始往上海、香港移。香港只按貨物、買單、銀行回單與商戶自有現銀清算；只有官署名義或承辦函件者，不因移到香港便成了現銀。家用與工錢須保到期，洋貨買單照船期，純粹等待匯價變動者由客戶自負。移來的銀增加了，總號可隨意動用的數目反而沒有同量增加，櫃上須留更多現銀等人取回。

正是在這片忙亂中，羅德昌第一次帶兒子羅啟南進香港總號。羅啟南二十餘歲，手裡不是薦書，而是三冊薄簿：洋貨買單與船期、外銀匯價與押品、廣成洋貨行商戶的實際付款人。羅德昌只說，明年起這些帳漸交他看，今日先分北方來的幾筆。

一名天津商人稱款項與官署採辦有關，想先在香港購洋貨，等北京撥款後補足。自有款只夠兩成。羅啟南把買單拆成兩筆：兩成按商戶現銀辦貨，其餘不得借官署名義在香港墊付。羅德昌問，客戶若轉投別家，豈不少一筆生意。羅啟南道：「少的是一筆未收足的貨，保住的是下一船不被前一船拖住。官名今日大，明日或換；買單到期只認誰簽字。」

另一筆表面來自北方機關，底冊卻是三家商戶把各自已售貨款合寫一單，只圖匯得快些。羅啟南拆回三戶，以各自買單與回單辦理，不讓錯用官名反害真實商責。王新鳴核見付款人、貨權與到期相合，才在冊尾記下他的姓名。

周厚仁沒有把所有官款一概拒絕，只停無舊責的新任官員批語、未撥官款先求墊付，以及只靠政治聲勢放寬押品者。已成立的貨款、具名銀行票據、已有會款的商會公務與有實貨可追的跨埠買單仍照辦。官府也有已收的稅、已驗的貨和已立的舊責；見官便疑，是拿喜怒代帳，見印便信，也是拿名勢代帳。

歲末，上海官府名義下待核之數大增，新放款反而減少；香港北方移存增加，純官款墊付減少，有買單與回單的貨款仍清算。帳面沒有大盛，只看見資金悄悄離開政治名義，轉向銀行、商會、實貨與跨埠收款。

羅德昌臨走，把三冊薄簿交回羅啟南，叫他連被拒的款也記上原因。羅啟南問，做不成的生意何必留帳。羅德昌道：「成的帳教人怎樣賺，拒的帳教人怎樣活。廣成不是靠每船都做成，是靠做不成一船時，下一船還有本錢。」羅啟南默然收簿。

同一日，上海傳回萬春縮櫃的消息。三扇門只剩一扇開著，董啟元坐在門內，仍有人拿存單排在外頭；香港這邊，羅啟南把第一筆拒辦的官署洋貨寫進薄簿。兩處相隔千里，一處記著舊洞如何不能再藏，一處記著一船貨為何寧可不做。真正留住商號的，未必是做成了多少，而是門縮到只剩一扇時，還肯向等款的人說清楚誰先領、誰仍須等。

正是：

官印縱新難補信，商票有據尚通銀。
欲知南國如何重整旗鼓，廣州香港資金又將怎樣另開新局，且聽下回分解。